我老家江西余干，位于鄱湖平原的信江下游。它的西、南、北三个方向都是广袤的平原。只有东边8里开外，过了马背嘴河才是连绵的黄土丘陵。
一马平川的平原自有平原的好处。米粮川，自古鱼米两熟。家乡古语有云：“连熟三年，狗都不吃红米粒饭”。说的是，倘若没有遇上洪涝灾害，那连狗进食，都会娇气、挑剔得不吃糙米饭。
记得小时候（注一）去亲戚家做客，最烦的是家家厅堂（也作饭厅）都被盛满稻谷的篾囤所占满。
连张小饭桌都无处安放。
我们只好窝在灶下吃饭。脚边还不时有粗壮如斗的硕鼠从谷囤里饱食后，从容归巢。
在粮食富足的同时，乡亲们灶下的柴薪，可是拮据得很。
那时节，家乡没引进燃煤，更不要说天然气。一天三餐的燃料靠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柴火。
当时，除上余干人比较幸运，靠山“烧”山外，下余干村民多数是烧谷糠和稻草结为炊。间或辅以干枯的荷梗荷叶。有些距鄱阳湖湿地较近的村垱里，乡民们还偶尔划船去那儿砍芦苇竿来做燃料。
每年两造稻谷打下来，乡亲们几乎连一根稻草都舍不得拉在田里，悉数收回到生产队里。除却给耕牛过冬的部分，其余的均按工分的多寡，分给队员。社员们将分来归己的部分，扎成小把，堆在自家的院子里。趁闲时扭成稻草结，整齐地码在灶下，足足有齐屋顶高。
稻草很不经烧，塞入灶膛后，“呼呼”地一阵火焰过后，顿时湮灭。
弄得灶前架火的人，手忙脚乱，还往往使火苗接不上茬。一顿饭菜烧下来，满厨房的稻草结烧去一大半。所以，光凭稻草这类的“软柴”行炊是远不够的。必需不断地上街购买“柴火”。
城里的居民就更惨，既没有稻草可分，也没有船只划去鄱阳湖草坪去砍芦苇，就连到附近的东岗岭上去扒拉些枯枝烂叶都会被看山婆赶得鸡飞狗跳。
门路广的，托粮站的熟人“开后门”买回2—3袋谷糠，用风箱拉扯着烧个一时半会。
其他人一年到头，依靠的还是上街买的“硬柴”。
所谓的“硬柴”，就是粗略劈开的杂木段。大家公认最好烧的“硬柴”是松树——极易燃着。
往往在灶膛里架好几枝劈后的碎条.
底下塞入一个稻草结或一把松针，火柴一点，就能“噼里啪啦”地燃起熊熊烈火。它的缺点是，不太经烧，且由于木纹扭曲，很难劈碎。所以，人们特别是爱劈柴的小孩对它多有微词。
“硬柴”中综合质量最高的是“榉树”。
它不仅好烧也最耐烧。故而，经济上最上算，也最受乡亲们的青睐。
那“硬柴”产自上余干诸乡（乡言称作“上楼”）。
如前所述，那儿多为连绵的丘陵。山上遍布松、杂木。但田亩十分稀缺，所以粮食很不充裕。每年都得靠副业收入来攒钱买米。上山砍柴，推去街上变卖，就是他们攒钱问食的主要手段。
当时，山林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为了获得上街销售的柴火资源，老表们不得不冒“偷盗公物”及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去偏僻深山偷偷砍伐。
把整棵树放倒以后，斩下枝条，另外捆绑，挑到市场作“引火柴”卖。
大枝条及树的主干，则锯成一段段，再劈开成块。用稻草将3—5块捆成一捆，拖回家干燥。
柴多时，用独轮车推上街；柴少时，则用一种带竹支架的木板框，挑去集市变卖。
那时在玉亭镇，柴火的主要交易市场在上、下关各有一处，那儿常年人山人海。
但看的人多，成交的甚少。
理由很简单，买柴火，无论对四乡村民还是玉亭镇的居民，都是一件大事。
一车好“硬柴”值2—3元，差不多占人月工资收入的10-15%。
所以，常见家庭主妇们与那些围腰裙、扎头巾的“上楼老乡”，软厮硬磨，反复“剁”价。
一旦成交后，就领着车“吱呀吱呀”地推回家。
卖主的客户意识十分浓厚，不仅送货上门，还包送柴上楼。
惧于受潮，居民们多将柴火储存在楼上。卖主二话不说，从车上卸下柴薪，把肩上的 “肩宽kuàn（注二）”铺在地下，将几摞柴垒好，用肩宽勒紧后，朝背后一搭，就健步上楼了。
那时多为支架式楼梯，身背几十斤的柴火，攀爬起来，确实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险。
但他们视“为客户服务”为当然，一趟趟，毫无怨言。
一车柴卸完之后，他们已是汗水津津了。收罢货款，赶紧解下颈脖上的毛巾，一边拭汗，一边取出车下的竹制饭筒，坐在客户门边的车上，狼吞虎咽地，用起自己的工作餐来了。
记得每逢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亲就会走过去，说：“卖柴个弟郎，冷饭冷菜，吃得不舒服，拿过来俺帮你热热吧！”
母亲的外婆家在山区，自小耳闻目睹山地农民的艰辛，感同身受。
故而，对他们有一份天然的亲情。
卖柴的兄弟不知箇中缘由，接过热过的饭菜后，总是感动得连声道谢。
有些人还成了我家柴火供应的固定供应商。
如今，燃柴生火已成了昨天的故事，斫柴推卖的艰辛也已不再，可不知家乡乡亲之间那种朴素的的感情是否还继续存在？
写于上海浦东新区（全文完）
注一：指没有人祸干扰的1958年前。
注二：肩宽是一种类似皮带的碎布条编织物，两端织有套孔。推车时，车夫将它套在颈上，两端套在车把手上，用于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