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2年，新政权已进入了它的第三个运作年头，但各行各业依然是百废待兴。
前两年，各级政府开展镇反、肃反，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人民政权的阶级斗争上。几年过去了，形势日益明朗，政权业已巩固，这才有遐顾及其它内政业务。
工作重点自然就转移到调整、巩固工农业生产、商贸、市场及教育等领域来了。
当时，我虚龄7岁，勉强够了上学启蒙的年龄，对其他领域的变革，朦胧不知。
但，却有幸看到当时教育领域里的领导和老师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拨乱反正的？
那时，整个玉亭镇只有刚成立的3所小学。
从城东到城西分别是：考棚、弋阳溪及常平仓小学（注一），简称为：考小、弋小和常小。
各小学的校址也因陋就简，均选在被“充公”的现有房地产里。
如：考小设在雾前街北端，法慧寺旁的前朝考棚里，弋小则放于阳溪沟的后街湾张家祠堂里，而常小则被安置在仓前岭下，六‘脚牌坊旁那座旧政府的粮仓里。
师资配备也颇令当时的领导们汗颜。拿我就读的弋阳溪小学为例。当时全校十几名老师中，只有少数几个年轻教员出自本县旧政府兴办的幼师或邻县（鄱阳、万年）的师范学校；
个别系县衙门里南下干部的夫人；大部分都是本乡本土的老私塾先生。他们习惯于摇头晃脑的闭目诵读，满口“之乎者也”。对发下来的白话文课本，十二万分不适。
明着不敢说，可暗地里一是抱怨，二是不屑。
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张晋，就是这么个老古董。当时，他约莫50多岁，鼻粱上长年架着一副镜片都已发黄的老花眼镜，老爱低着头，透过眼镜架上方斜着看人。
记得我报名的第一天，他就郑重地逐个给我们交代，次日一定得带齐纸、笔、墨、砚台来上语文课。
这一指示可忙坏了我们的家长。
父母亲张罗着先去亲朋好友处求借，没得逞；咬咬牙，只好拿出家里的油米钱去文具店购买。
次日，当我高高兴兴拿着羊毫笔、胡开文墨和黄裱纸来到学校时，张老师却沮丧地告诉我们：接上级通知，要彻底改变封建教育的那一套——开学伊始，就强迫学生写毛笔字。
要改用一种新式的写字文具——圆（铅）（注二）笔练字。张老师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那圆笔究竟是什么样？如何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去文具店问问就知道了。”
一句话，又让我们的父母一阵好折腾。
结果，次日上学，同学们因分不清铅笔的种类和性能，买来的铅笔五花八门。
有”B”型的，“H”型的和 “HB”型的。
结果，在课堂里，有人大叫”写不出水来“，有人用口水滋润，弄得花面花嘴。向老师讨教求援，可张老师对这 一“高科技”的新生事物，也一无所知，他无计可施，学生们更是一筹莫展。
于是，整个教室里你吵我嚷的，乱作一团。
轮上朗读课文，也够这位老私塾先生为难的。他习惯于拖长嗓门，摇头晃脑地闭目诵读，可学校领导反复交代要用新方法，一字一顿，抑扬顿挫地朗读。
当时的弋小十几名教员中，除前述那个南下官太会打山东式的官腔外，就连其他年轻老师都不会讲普通话，只能用干越方言讲课，更不用说这位老先生了。
所以，朗读课文时，阴阳怪气，不伦不类地，简直要让人喷饭。
他一个人怪腔怪调不算，还要全班学生跟读。
这时，几十个嗓们故意将那别扭劲放大了几十倍，其音响效果直教人灵魂出窍。
面对教室里的乱局，他徒叹无奈。惯用于建立威严的戒尺，又被学校严令禁止。没多久，他用几十年的辛苦，积攒起来的威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幸得后来开设了历史课，才使他在三尺讲坛上，再显雄姿。
他那娴熟的历史知识，让他如鱼得水。课堂上，他分分钟情绪激昂——鼓着腮帮，喷着唾沫星子，用那娓娓动听的言辞，带领我们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遨游。
他的精彩讲授，使我们如醉如痴。
以致，每次下课铃响后，全班同学都齐声挽留，不让他离去。
也就是这样，历史荡涤了时代变革给他带来的不适，恢复了这位教学才俊身上原本的光采。
注一：后来，“考棚小学”被取消，迁至东关易名为“新华小学”。
注二：“铅“字，在早期的干越方言中读yan。
写于上海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