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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热传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到底有哪些看点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
在主题为“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的圆桌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开放的态度。经济政策方面，要尽可能用长期框架看待问题，长期的经济增长动能值得重视，即结构性潜能。而短期来看，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出现反复的情况下，面对挑战，做好自己更为重要。
此外，对于中国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之路，如何走远走稳？与会嘉宾认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
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在“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哪些建议？又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重点？
保持开放的态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表示，新世纪以来，被认为是“后入者”的新兴经济市场去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也可以称为“后入者优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从全球化受益的过程中，也能够捕捉并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
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一方面应该保持高速的、动态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性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将会是一个机会。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必须要连通到中国市场，并保持贸易关系，而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能够确保国家获益，也会对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全球新秩序有所帮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世锦认为，现阶段，应对气候变化是相对少有的世界范围内能达成共识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能值得深入思考。
刘世锦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开始时确实会有一定压力，但也倒逼着创新。而一旦形成势头后，绿色创新在减碳之外，还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经济层面的消费者剩余。
进一步提高内需
在刘世锦看来，创新将会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大幅下降，气候变化给能源和传统产业带来一定的变化。此外，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需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绿色化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未来可能走出不一样的增长之路 。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能源和粮食的依赖，因此应该有充足的战略物资。
余永定指出，美国过去十几年来所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一部分外国投资者担心美国会出现国际收支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和美元贬值的情况。
“对于中国来说，尽可能保持国际收支以及海外资产负债的平衡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持有过多的美元资产要保持谨慎态度，资产负债平衡方面需要有反制能力。”余永定进一步指出。
结合国际环境的变化，余永定认为， 一方面可以降低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占比，另一方面则要提高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
此外，在余永定看来，在正确理解和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础上，可以考虑部分政策的适度调整，比如短期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内需。
保经济也是保消费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表示，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出现反复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面临一定的挑战，不过，做好自己更为重要。
李稻葵认为，坚决控制好疫情就是从根本上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相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而新冠疫情对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无疑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而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为这类人群争取更多的时间，比如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系的完善以及研发生产更加有效的特效药和疫苗等。”李稻葵进一步指出。
疫情当下，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则是保经济，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保产业链。
保生产线、保产业链就是保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此外，保经济也意味着保消费。一般来说，人均消费是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
“收入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消费的下降，而消费下降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影响的时间也会较长。”李稻葵进一步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稳住未来的消费也很重要。具体来看，保消费一方面要保持物流畅通，另一方面可以对受影响较大的居民给予一定的补助。
中国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之路，如何走远走稳？
创新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围绕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这一议题，多位金融界、学界大咖展开深入讨论。
在圆桌论坛环节，参与发言的嘉宾包括：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
与会嘉宾认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我国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共同富裕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应从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三方面综合发力。
黄奇帆：资本市场应更好促进科技创新
在主旨发言环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当前和今后，中国面临系列挑战，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上述五大困难，叠加供给、需求、预期下降，中国经济遇上比较困难的阶段。唯有改革开放深化，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激发中国这一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在这一领域，黄奇帆提出五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许多先进技术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的这些机构应争取抓住机遇。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
此外，在问答环节，黄奇帆指出，应对中美竞争，中国创新模式与美国创新模式具有较大差别，将面临新的挑战。创新、移民和全球化，是美国不断提升创新实力的主要因素，而中国驱动因素主要是制度、人口、全球化。
中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客户中心型、效率驱动型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众多互联网公司涌现，后者体现在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工程技术型、科学研究型两个层面，中国总体上取得的成就，相对欧美来说较少。
我国创新焦点要随之改变，由客户中心、效率驱动型转变到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型模式，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以资助可控的技术体系保证国家安全。
针对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方面，黄奇帆分析称，中国资本市场的应有功能，即资源优化配置、投入产出、国民经济晴雨表等功能，还未较好彰显出。应从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三方面综合发力解决。
一是融资端方面，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较快，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应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股市IPO刚性兑付，有进有出，有呼有吸。优胜劣汰，保持上市和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二是投资端方面，长期投资占比较低。由于A股长期高波动性，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长期资金投资意愿有限，机构也会设定股市投资比例限制。提升A股机构化程度，还具有显著空间。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等构成中国版401K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发展积累长期资本。
三是机构端方面，国内证券公司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待提升，行业集中度较低。公募基金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未能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未达到公募应有水平。需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在机构对股市信心、资金投资意愿提升等方面有所导向。
张晓慧：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结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会上表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当前我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张晓慧从两个方面展开阐述。一是当前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力。自古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持之以恒探索，以科技发展来谋求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出现多维度多层次分裂态势，政府越来越多将矛头外移，不断对中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技能力提出质疑。中国将会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反制力量。
同时，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当前我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科技发展速度虽快，但整体水平仍有差距，也还有一些重要系统性和机制性问题不可忽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科学知识缺失，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造成认识科技能力较差。第二，从功利角度去看待科技，科技在体制内的地位相对较低。第三，资本和科技条块分割，既缺乏长期稳定的资本来源，同时也缺乏科技和资本相结合的模式机制。四是资本过度膨胀，失去为科技服务的社会目标，脱实向虚趋势比较明显。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张晓慧指出，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作为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后发国家，目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还处在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当前推动科技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还是财政资金，资本与科技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甚至偶尔出现相互脱离的倾向。
此外，张晓慧表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美国的经验是重要的借鉴。科技创新目前面临重大挑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引导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特别是参与基础研究方向的投资，实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薛澜：中美需尽快建立对话机制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在会上表示，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处理好会对国际经济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处理不好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需要进一步找到更为合理的框架和方式来实现管控。
过去40年间，中国科技领域取得巨大进展。薛澜认为，得益于持续的科技研发投入，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取得较快进步，如科学论文发表数量排在全球第一，专利申请也实现全球领先等。
同时，薛澜指出，相对全社会研发投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远远不足，将近80％来自于企业的投入，而企业投入更多表现在产品的开发方面。过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通过国际合作、购买专利的方式来促进。改革开放在科技合作方面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他进一步表示，我国科技领域在取得巨大进步的背后，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顶尖论文的数量，与美国差距较大；在很多关键领域，如半导体，卡脖子现象比较明显等。中国在科技领域还可做出更大贡献。如何管控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问题，当前的一种框架为：一是科技创新领域进步会加强国防的能力；二是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创新领域，薛澜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首先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沟通，尽快建立对话机制；要有合理的框架来进行管控，不要让竞争走向极端；要把竞争的边界厘清，避免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降低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加强对双方有利方向的合作，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
鞠建东：确保中国技术的市场份额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在会上表示，打破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培养中国本土技术的竞争力，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打破国际技术遏制的政策方面，建议国外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30％。
鞠建东认为，渐变型技术与突变型技术截然不同，是通过对旧技术的更新迭代且逐渐积累实现的技术创新，如芯片技术。推动科技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借助“创新-
规模”循环：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利润。
他进一步分析称，美国的技术遏制与循环中断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打击敢于和能够挑战美国技术垄断的企业。二是在核心技术世界（包括中国）市场上保持美国垄断，卡断中国技术的升级路径。
打破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培养中国本土技术的竞争力，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层面，鞠建东提出，国外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30％。
因此，货币产业政策方面，鞠建东建议，今后10年，每年通过货币产业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投入2万亿元，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增加1％的GDP增长率。
彭文生：促进平台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即中美关系。当前，中美两国正面临竞争和脱钩比重加大的问题。
彭文生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美科技领域合作的实质，与中国的规模经济有关。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制造业产业。美国在前沿领域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引入到中国市场，发挥规模效应，快速降低成本，实现商业化应用，美国企业获得更多资金进入下一轮创新，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和模式的学习。全世界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低成本新产品的美好模式。
针对如何应对科技竞争挑战，彭文生认为，应利用好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这是最大的优势。
一是强调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金融要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但金融和实体在企业的层面是分开的，即产融分离。产融结合在实体层面，在政府担保引入竞争性领域，使得一些享有市场势力或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获得不规范超额收益。因此，金融必须持有牌照经营，且接受严格的监管。
二是实体层面，处理好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反垄断主要聚焦如何促进创新，促进平台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甚至通过监管的要求，达到最低科技研发投入等。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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