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泽慧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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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出版业有许多“斜杠”青年，既是编辑又是翻译的，也有不少。译林出版社陶泽慧就是其中之一。两种工作内容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吗？做引进版图书编辑到底应不应该兼职做翻译呢？
图书翻译看起来是一个很专业化的领域，译者需要精通至少一门语言，了解图书相关内容，并且有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这些要求很容易让许多有心涉足这个领域的朋友，尤其是引进版图书编辑望而却步。我想从自己的翻译经验谈起，帮助图书编辑以及希望从事翻译行业的朋友认识到，成为图书译者并没有那么难，甚至能够对编辑工作起到促进和帮助作用。
译者该如何起步？
最开始想要业余做点翻译工作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自己在编辑工作之外，需要学习更多东西，提高文字水平。而图书翻译能够提供写作训练和文本细读的机会：除了作者以外，译者大概是读书最仔细的人，不能跳过任何一句话，还需要理清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整理出作者论证的来龙去脉。
所以我在参加工作半年后，就开始寻找图书翻译的机会。当时我主动联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经过试译后，“甲骨文”的编辑放心地把书交给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译者。
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这种叙事性很强的历史作品对译者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工作态度上，只要足够勤勉地查阅资料，就能解决其中的专业性问题。不同题材的图书翻译难度差异很大，而译者在入行之初大多都缺乏系统性的文本处理经验和完备的知识体系，所以一旦第一本书的翻译就超出能力范围，很容易产生挫败感。
译者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知道自己能胜任什么样的图书。一般而言，以通俗历史为代表的大众类作品比较适合刚起步的译者，我也是在翻译完这样一部通俗历史作品后才建立起信心，向更有难度的图书发起挑战的。
文学翻译的价值
完成第一本译作后，我一方面积累了翻译经验，另一方面也很快体会到信息类文本的局限性：历史作品的文字以通俗易懂的叙事为主，缺乏文学性；我想在更高的层面上考察自己的翻译能力，所以决定接一本文学类图书的翻译工作。这就是后来我与新经典合作推出的琼·狄迪恩作品《奇想之年》。
《奇想之年》文字精炼，处处显露出作者用语的克制和深刻的情感，虽然不难理解，但翻译难度很高。当时的我也在思考机器翻译对译者的影响，译者想要让自己的工作不被机器所取代，那么文学性就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文学翻译需要一种翻译写作意识。表面上，译者只是将作者的文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但实际上却需要在另一种语言中使用作者提供的信息、文学技法、创作意识等，实现一种文学创作的再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诗歌译者必须本身是个诗人，而文学译者也必须具备写作的意识和能力。
所以在翻译《奇想之年》的过程中，我以写作的标准来打磨这部译稿。主要用了两种方式来完成译稿的校对工作：先是对照原文，一点一点地核对信息的准确性；然后彻底抛开原文，以中文写作的标准来审视文字、修改文字。最后这本书呈现出来的文字质量令我感到满意，译者既然选择挑战，就不应当满足于简单的信息传递，文字的审美范畴也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掌握。这既是译者进阶的必经之路，也是翻译存在的一大意义。
我做翻译的一些经验之谈
译者除了选择内容和题材外，还需要注意出版品牌的选择。好的出版品牌自身具备更为优秀的产品策划能力，同样的图书在其运作下，也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在完成《奇想之年》后，我根据对业内出版品牌的观察，联系上了“理想国”，希望能够参与“理想国译丛”的翻译工作。和编辑进行深入沟通后，我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教宗与墨索里尼》的翻译机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好的出版品牌更容易拿到优质资源，也能减少译者在挑选作品时心力的耗费。
这本书出版后，宣传营销工作也都很顺利。很多读者知道“理想国”这一品牌，也认可其图书品质，我也因此与更多读者实现了相遇。
中国是全世界图书翻译工作做得最声势浩大的国家。故而一方面，我们确实要为蔚为壮观的翻译事业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有大量图书在国内经过多次翻译，最多的甚至有几百个译本，因此许多译者都要面对重译的工作。
其实《奇想之年》此前就有过一个译本，但我后来在翻译《偷书贼》时，才将译者的重译准则思考得更为清楚。首先，如果我们翻译的书已有译本在前，那么应当去参考这些译本。其次，对于这些译本的参考，应当在完成初稿翻译工作以后。再次，除非先前的译本存在明显违背职业道德的情况，否则重译版本的译者不应当公开对它们提出批评，尤其是过于严苛的批评。前辈的译本囿于时代限制，难免会存在一些错漏或问题。新译本在老译本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是最基本的义务，否则新译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引进版图书编辑可以做怎样的译者？
引进版图书编辑与译者，是图书出版流程中职责泾渭分明的两种角色。译者承接出版机构的委托，负责将一本以外语写就的图书，以信达雅的准则转译为本国语言；而引进版图书编辑，若采取较为广泛的定义，将策划、文字和营销的职责统统囊括进来，则在引进版图书的出版流程中负责除翻译以外的其他事项的推进或协调。
以术业有专攻的角度来思考，引进版图书编辑至少不应该将自己责编图书的翻译任务揽下来。尤其考虑到图书的三审三校流程，本身就意在让稿件经更多专业人士的审读，多一双眼睛去发现潜在的错误。那么，编辑应该同广义的翻译活动保持距离吗？翻译能够以一种怎样的形式来反哺编辑工作呢？
在出版业，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引进版图书编辑，会在业余时从事翻译工作。如群岛图书的彭伦老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老师。可见，如果引进版图书编辑以认真、钻研的精神去对待翻译和编辑这两件事情，它们可以在职业生涯的某处汇聚，达成一种单独耕耘一个领域所无法做到的合力效果。
我自己其实就受惠于这两项工作的互补效应，虽然远未取得上述两位编辑前辈那样的成就，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受益颇多。
首先，翻译工作有助于引进版图书编辑更多地思考编辑自身的职责。在翻译《奇想之年》的过程中，我一直处于编辑工作的瓶颈期，甚至一度打过退堂鼓，考虑辞职做一名全职译者。但随着对译者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思考，我醒悟过来，虽然编辑和译者都在针对图书文本发力，但编辑其实更像是产品经理，需要更为全面地规划图书产品的形态和营销。从这一点上来说，编辑要想明白自身的价值所在，需要将自己区别于译者，切不可让翻译工作本身影响了自己对于编辑责任的理解。这是编辑担当译者时需谨慎区分的角色问题。
其次，引进版图书编辑完全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译者型编辑。这里所谓的“译者型”指的是编辑在审稿过程中具有替译者把关、挑错，乃至润色译文的专业水准。通常来说，没有做过译者的编辑并不容易让资深译者认可他所做的修改，如果编辑本身便有着丰富的图书翻译经验，那么稿件的完善过程也就可以更顺畅。
最后，译者身份可以帮助编辑丰富职业形象。过去，编辑一般都是隐身的，将自己的专业性体现在文案、统筹、营销等见字不见人的地方。但自从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以后，形势已大为不同。同时身兼译者和编辑，能够帮助编辑丰富个人形象，更加灵活地参与各类互联网话题，也使得编辑能更好地与各方学者、书评人和读者打交道。
其实，引进版图书编辑做久了，难免会手痒想要尝试自己去翻译图书。但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浅尝辄止，而是一种真正良性的相互理解。通过做翻译，编辑也许会认识到译者的处境和待遇是多么的艰难，他们的工作需要多少专业训练和心血，如果能以此增进出版业对于译者工作的认可，这才是编辑从事翻译工作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