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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维为、邱文平：现在回新疆，关键词是“放松”
“把中国人人都知道的大美新疆，说成‘人间地狱’，这简直是对人类智商和基本文明的挑战。”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现实贫困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宗教贫困自然难以解决。新疆为了解决暴恐问题的根源，就从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双管齐下。”
“要怎么做才能防止西方势力以新的形式渗透新疆，制造新的暴力袭击事件？”
张维为演讲：
新疆是个好地方，2000多年前，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张骞历经数年跋涉万里出使西域。1400多年前，高僧玄奘前往西域取经。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那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多少欧亚大陆之间灿烂的文明曾不断地碰撞和交融。
中国与14个国家有陆地接壤，新疆就占了8个，它们是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新疆还有世界时间最长的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它集传统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堪称世界一绝。新疆有世界最长的地下水利灌溉系统坎儿井，全长约5000余公里，全疆共有坎儿井1700多条，这是世界奇迹。世界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在新疆沙雅县，面积达3800多平方公里。
新疆有全世界最优质的长绒棉，西方邪恶势力想抹黑它，结果反而给新疆长绒棉做了广告。新疆今天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美国还远远没有做到。新疆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这与美国反恐模式——越反越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疆2019年吸引游客大约2亿人次，创历史之最，新疆还有最现代化的高铁，其中兰新高铁是世界上建成通车距离最长的高速铁路，全长1776公里，横贯中国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一路美景看不尽。
然而，这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却极力抹黑新疆。他们称：“新疆在镇压少数民族、迫害穆斯林、强制绝育、强迫劳动等等”，把新疆描绘成“人间地狱”，描绘成“集中营”，简直到了违背人类起码常识的地步，暴露了他们的阴暗的心理以及面对中国崛起不知所措的心乱。我多次和西方媒体对话中讲过这个观点：你们已经把伊拉克搞乱了、把阿富汗搞乱了、把叙利亚搞乱了、把利比亚搞乱了，现在还想把我们新疆搞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也绝对做不到。
纵观美国在世界各地策划的各种“颜色革命”，一般是下面三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是它策动“颜色革命”的目标：第一类，是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国，比方说中国和俄罗斯；第二，是地缘政治中的一些关键国家或者关键地区，像阿富汗、乌克兰、叙利亚等；第三，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方说伊拉克、利比亚、缅甸等等。
而中国的新疆集这三种目标于一身，自然成为他们围剿中国的重中之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只要搞乱新疆，他们就可以一举同时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分裂和肢解中国，打断中国全面崛起的进程；二是占据地缘优势，控制进入整个中亚的核心地区；三是掠夺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
最近有两段流出来的视频，直接披露了美国搞乱新疆的目的所在：一是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办公室主任、前美军的陆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2018年8月的演讲片段，当时他在美国的罗恩保罗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标题是《美国的帝国策略》。他后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做了很多的反省和反思，他当时这样说：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有三个主要战略目标，第一，控制阿富汗，在向中国军事施压的时候，在阿富汗这个地方动手最合适。第二，防范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第三，借新疆议题搞乱中国。
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办公室主任劳伦斯·威尔克森2018年演讲片段：中国新疆有两千万维吾尔族人，如果中情局能够利用好他们来破坏中国的稳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动荡，煽动维吾尔族从内部搞乱中国。（视频截图）
他还谈到美国这样的布局不仅可以随时在新疆地区挑起事端，甚至还可以对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施压。毫无疑问，在新疆制造动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实际上蓄谋已久。威尔克森官位不算特别高，但他当时直接参与策划了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军方内部的一个操盘手，所以他的演讲暴露了美国战争策略的真实意图。
这使人想起2003年2月5日，当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70多分钟的演讲，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出理由，他甚至拿出一瓶试管里边白色的不明物质作为证据，谴责伊拉克的生化武器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后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个瓶子里面装的可能是洗衣粉。那么后来事实也证明，美国所指控的所谓伊拉克生化武器纯属子虚乌有。鲍威尔本人后来也承认，那次演说是他自己一生的一个污点。
而作为幕僚长的威尔克森，当时参与了鲍威尔演讲稿的材料整理，后来他也良心悔过，把这个丑闻称为他一生中的最大的错误。他忏悔说，我参与那场汇报的整理，是我专业生命的最低点，我参与了对美国人民的一场骗局，对国际社会的一场骗局，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骗局。后来他又公开站出来，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波斯湾长达五十年的平衡，当前中东的动乱局势，正是美国中东政策结出的恶果。
另一个视频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翻译埃德蒙兹（Sibel Edmonds）2015年的一段讲话，是接受采访时说的。她在这个采访中坦率地承认了美国搞乱新疆的计划和手段，而且她说，这一切现在已经被美国的很多行为得到了验证。她说新疆是中国的能源大动脉，我们想要逐渐在中国内部打“性别牌”、“种族牌”，说新疆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帮助他们，他们遭受压迫，说中国在“屠杀”他们，“折磨”他们。然后埃德蒙兹说，美国的计划就是把在阿富汗、乌克兰、伊拉克这些地方美国已经使用过的做法，都搬到新疆，凭空制造各种话题，趁虚而入。
然后她明确地讲，你将会看到类似在乌克兰等地方出现过的那些元素，都将在新疆出现，要让新疆成为下一个遏制中国的“台湾”。她承认，虽然美国一直在打人权牌，但真实情况是，她说我们从来不在乎百姓，对不起，人不属于我们的利益范畴，除非人可以被利用，可以用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她就带着一种嘻笑说这些直白的话，恐怕也是一种美国人冷血心态的自然流露。
埃德蒙兹在节目中还坦率地承认，中国人关于新疆的说法比西方人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可惜99%的（西方）人，就连《纽约时报》在内，都是带着倾向来报道新疆的，但其实真实情况不是那样的。中国政府的说法，比《纽约时报》听信土耳其人的说法要靠谱得多。
那么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不同场合，先后播放了这两段视频，而且指出，不知道这是美国一些人说漏了嘴，还是他们的内心真实有这样的独白。但这两段视频无疑就是他们对新疆步步紧逼、招招下作的证据，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借涉疆炮制世纪谎言，想祸乱新疆，“以疆制华”阴谋的有力的证据。实际上这也诠释了2019年4月的时候，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番话，他说：“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这不由使我想起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给美国的一个精准定位：美国是一个无视《国际法》的流氓超级大国，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美国炮制所谓新疆问题，不是关心维吾尔族人民的权益，否则他们不会在“9·11”事件之后，以反恐为名对这么多伊斯兰国家大打出手，造成数千万穆斯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目的是要阻遏中国的发展壮大，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
难怪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人权的时候、讨论新疆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支持美国等西方的反华提案。纸啊，毕竟包不住火，新疆去极端化的反恐斗争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新疆的人心，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人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赞扬。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疆的下三滥的抹黑，抹黑到几乎所有稍有良知和常识判断能力的人，都认为西方怎么会愚蠢到编造如此粗糙、愚蠢的谣言，把中国人人都知道的大美新疆，说成人间地狱，这简直是对人类智商和基本文明的挑战，这本身也表明西方整个宣传机器的信誉，离彻底破产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今天这种破产的迹象已经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一定要再次地指出，中国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叙利亚，试图搞乱新疆的国际邪恶势力，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
邱文平演讲：
我在新疆长大，因为一直做新疆问题研究，所以有非常多的感慨。我刚刚从新疆回来，这几年我每年都回去很多次，有一种深刻的感觉，现在和以前的区别就是，我感觉到放松了，安全了。前五年大家去新疆的感受非常深刻，一种深刻的恐惧。新疆的朋友跟我说，你们在上海担心房价的问题，我们在新疆担心生命的问题，要房子干什么？所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两年回去，我深刻地感受到放松了，因为夜市全都恢复了，民众都开始出去吃喝玩乐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权。你活着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不受威胁、像个人一样活着的权利。
第二，是新疆的社会大规模地改造。现在我回家看，清一色全部都是新楼、新街道、新的设施、新的文化，它是现代化，是新疆整个人民迈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这个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新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我们就要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观和中国的民族自治制度。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是以解放被压迫的穷苦人民为目标的，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是我们国家关心的重点地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制度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制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边疆补贴、民族干部（培养）、扶贫工程、高考加分、内高班（内地新疆高中班），一系列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设计，其实其它国家是没有的。我们中央领导特别提出来，我们是“多元一体”的民族观。新疆有个比喻非常好，说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像兄弟姊妹一样地来团结在一起。这种家族式的观念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
新疆以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暴恐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自身看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后我们观念发生很多差别，造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后果。大批年轻人都离开了新疆，加上我们建国后对民族分裂分子没经过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清理，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宗教极端主义得以盛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新疆的贫困和人口爆炸。南北疆分成两块，实际上再加上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是分成四块的，大多数都是维吾尔族。人口从建国初期的220万到现在的1270万，增加了接近1050万左右。可想而知，它的人口承载量是非常有限的，人口爆炸就导致了生存非常艰难。不做更多建设，问题就来了，其它宗教势力来争夺民心，所以新疆的巴楚暴力恐怖案一直延续到非常严重的“7·5”事件，暴恐连绵不断。
2009年7月6日，乌鲁木齐市北湾街上停放着多辆被烧毁汽车。（图源：新华社）
从“7·5”事件以后，我们发现真正要对它进行全面的、系统的、以系统工程的方式进行双管齐下的治理，才是解决暴恐的唯一的方式。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他说：“宗教的贫困是现实贫困的一种表达，也是现实贫困的一种反抗。宗教是被压迫的造物的叹息，是无心世界的灵魂，就如它是无精神状态下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鸦片。”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只看了最后这一句话，没有看到宗教的贫困来自于现实的贫困，我们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如果现实贫困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宗教贫困自然难以解决。现实贫困又分成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单单解决其中一个贫困，是无助于解决宗教信仰这种模式的。
所以说我们新疆为了解决暴恐问题的根源，从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双管齐下。经济方面，十九个省市援助新疆，贫困工程和援疆工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感觉非常的深刻，整个新疆翻天覆地的改变，整个新疆人民完全从一个前现代社会，一步跨入到我们的现代化的社会，最根基的东西颠覆了宗教极端主义最愚昧和落后的一方面。
所以文化层面，必须要办教培中心。之前新疆的教育层次是很低的，宗教极端分子裹挟着大众，不许你上学，尤其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是令人发指的。在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可能不让女性出去工作？所以说我们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教培中心和对教育的强力普及。这两年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新疆发展氛围，在轮训之后，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了，整个人心完全恢复过来。所以我非常深刻体会到，大家放松下来要过日子，是一种真正人权的概念，而不是一种成天基于恐惧之中的概念。
当然这就必须要提到，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强大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群众工作的方式，这才能让中国能够独辟蹊径地解决宗教极端主义。像“访惠聚”（访民情，惠民生，聚民情）活动的情况，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它目的是让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大规模的“结亲”活动，新疆各地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南疆（基层）去“结亲”。结了“亲家”之后，要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了解对方的需求，来帮助他解决问题，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然后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我们民族团结在一起。
从新疆的彻底实践来看，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好的，在解决问题上充分体现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精神和对人民的一种承担。
圆桌讨论
主持人：其实新疆过去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但到现在我们越发能够感受新疆的美，能够感受新疆的好。刚才邱老师在演讲当中特别说，他现在回新疆感觉特别放松，这是一个关键词。两年前，我跟张老师也一起去新疆考察学习，那段行程您的感受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当时去新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是听到各种各样传说，包括恐怖主义，还是心有余悸的。但一到那之后，当地陪同我们的（人）反复跟我们讲，你到哪里去都没有问题，你们夜里就自己出去走，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真的每天晚上都出去转，感觉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最大的变化就是安全感。所以才会有2019年2亿人次访问新疆去旅游，因为有这种安全感。像邱老师讲他之前经历过不安全，再到安全，这个印象就更深刻。
主持人：对，我们在晚上11点多，在喀什的街头还看到老人家拉着小孩在散步，非常的放松，也可以看到女性身着的五颜六色的服装非常的美，前些年都不是这样。过去一段时间，新疆完成了非常巨大的一段变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张维为：我老说“新疆模式”和“中国模式”，它的特点是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切在于国际比较。一比较就发觉，西方国家的反恐老是做不好，在它们本国也有问题，在国外问题更大。比方英国搞DDP（断念与脱离）组织，但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没有抓住根本的问题。
我们是明确觉得，贫困是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我们实际上从根子上来解决，所以新疆居民要学一门、两门手艺，经过培训之后重新回到社会，会找到一份工作。这在相当程度上才解决了“根”的问题。
但是看英国暴徒经过一段培训、训练之后，甚至是（在）监狱呆一段回来之后还是失业，最后还是生活在绝望之中，又被恐怖主义思想再一次地洗脑，又继续进行犯罪。他们重复犯罪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新疆教培中心结业女学员：境外一些人整天胡说八道（图源见水印）
邱文平：是，更为核心的就是中国制度的一个特色和优势。我们共产党它为什么成功？是群众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思想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深入到基层乡村的。当党基层组织建立在最基层的细胞时，就可以将国家的伦理、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现代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细胞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疆这20年基本上意识形态属于混乱状态，尤其还涉及暴恐和一种宗教极端主义，失控之后，怎样重夺回来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基地，我们的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优势。这些年全国十九个省市一块儿援疆，群众的宣传思想可以将“药水”输送到每一个细胞，宗教极端主义这病就可以治。
主持人：我们在现场有一位来自上海市静安区的援疆干部倪明，您是2013年的时候奔赴新疆的？
倪明：2013年8月25号到的新疆，到新疆的巴楚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做教学的副校长。
主持人：2013年那个时候新疆有一些暴恐事件的，所以当时您到巴楚县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倪明：其实在去之前，因为巴楚已经发生了“4·23”（暴力恐怖事件）。我们是（暴恐）事件发生了以后踏上征途的。但到地方以后，这一年11月16日，在同一个地方，暴徒实施了第二次恐怖袭击。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2013到2016这三年，当时我们只要在外面心是悬在半空的，而且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会蹿出来，所以当时确实是很紧张。
主持人：您在新疆援疆六年的过程当中，主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倪明：前面三年主要在职业学校对当地的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起一定的指导的作用。后面三年我依然报名去援疆，是因为我对新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觉得祖国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们新疆的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教育人应该为新疆巴楚县的教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所以当时其实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报名。
主持人：六年援疆结束之后，您相关的工作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
倪明：最大的变化就是学生的到校率。2013年的时候，我问了巴楚县的教育局的党组书记，当时学生的到校率在20%到30%。当时我非常惊讶，不敢相信。后来我到职业学校后，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当时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人数是2200人左右，但是实际到校的学生只有150人都不到。
主持人：那么多没到校的学生都在干嘛？
倪明：可能是受到极端宗教思想的影响，还有就是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不到学校来读书。援疆六年以后，学生的到校率达到了99%。那么我们怎么去做的呢？
第一，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我们在各个乡镇把党组织都建好了，让党组织延伸到最前沿，到学生的家里做家长的工作、做学生的工作，让学生到学校里来上课。
第二，我们内地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但在新疆是十五年免费教育，4到18岁的孩子读书是提供免费的，所以家长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如果在疆内就读的大学生有一年阳光助学金。如果是在疆外（到）内地就读的大学生，援疆资金每年有六千块钱的补助。所以说国家给予了足够的保障。
第三，我们从援疆这一块来说，去的时候学校条件是差的，援疆这三年里我们完成了38所学校的新建和改扩建，85所学校仪器设备的采购。
张维为：我们援疆干部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从技能培训，文字教育、基础知识教育等全面综合施策，真的把问题给解决。
邱文平：是。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就是入学率。其实南疆很多人意识形态混乱，甚至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影响之后就不读书了，宗教极端主义最初的手段就是不让你读书。所以说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们国内在教育方面，曾经维语的中小学历史教材出了严重的问题，很多东西宣传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在教材中出现这种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矛盾的一种集中的爆发。不仅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但是现在都得到了解决，全面向好。
主持人：邱老师特别讲到女性就业问题。我们现场请到另外一位嘉宾，她是一位女性企业家，任长艳。任总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称号，她在新疆做了很多年的企业对口合作工作。您的企业是在新疆的哪里？
任长艳：我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参加上海对口支援新疆产业的援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十年前我们在当地建设了三个现代化的工厂，一个工厂在南疆喀什的泽普县，另外两个工厂在喀什的莎车县。
主持人：在您的工厂里头，目前女性员工有多少？
任长艳：目前我们的女性员工占到60%到70%，女性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最开始的时候，女性可能也就在20%左右。
我们2010年刚到的时候，招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很多我们都是优先录用当地比较贫困的，现在叫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他们主要从事农活，没有就业的经验，也没有就业条件。特别是在观念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不仅招工招不到，还有工作了一周可能他拿了工资就不来了。
开始的时候，录用的这批人都是手把手地教他们从最简单的工作开始做，慢慢地熟悉生产线工艺流程，再到一些技术、管理上的（技能）。慢慢地他们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能力的提升，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精神面貌上的一些变化。
我们刚来的员工，有很大一部分人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在各个岗位上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做，眼神非常迷茫。有些员工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像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年的家庭收入四千块钱都不到，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
到现在，像我们的员工努尔扎代现在已经是从普通员工，到化验员、检验员，再到现在的班组长管理的岗位，她的年收入在3万以上了。过去的条件比较差，现在富民安居房都买好了，能有钱给家里添个沙发、茶几，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学习用品。现在要培养孩子考一所好大学，变化很大。
在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布扎克乡思源扶贫产业园，工人在制作服装（图源：新华网）
张维为：我们全国一盘棋，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这个非常重要。十九个省市，各个领域内，有教育的、有企业的、有商业的对接、对口帮助，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模式特有的，西方模式里没有的。您在那边是三个什么样的企业？是生产什么产品的？
任长艳：三个企业呢，我们一个在泽普，主要是FD冻干（真空冷冻干燥食品），这条产线也是南疆首条。巴楚县现在正在上季的留香瓜，这个季节如果不能及时卖掉鲜果就会烂掉，我们就把它加工成FD冻干的果干，没有任何防腐剂，易储存，有一年的保质期。满足市场消费的需求同时延伸了产业链，就业上又能解决很多。
另外两个工厂在莎车县，一个工厂主要做当地核桃、巴旦木，坚果的精深加工，还有一个工厂是藜麦精深加工，能量棒、代餐粉等等。我们十年在南疆，坚持发展产业，带动就业，同时也坚持就地人才培养，构建内生动力。
主持人：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西方一些国家对新疆大肆抹黑和歪曲，它完全无视新疆发生的变化、发展进步，他们的抹黑深层次的逻辑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打“新疆牌”到底有几重意义？
邱文平：首先一层，就是吃饭的问题。以前美国人说，中国14亿人的生活标准如果和我们一样的话，地球都要被吃爆了，意思是说你们最好去吃草。另外，帝国争霸的问题，这是帝国争霸的前沿阵地，这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引爆点，所以前几年搞西藏，近两年开始搞新疆，新疆搞不动又去搞台湾，所以它忙活得很。
主持人：好。我们接下来把提问的机会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好不好，大家关于新疆还有什么话题想要讨论的，举手告诉我。来，欢迎这位。
邱似玉：两位老师好，我叫邱似玉，是一名企业的员工。谢谢。
观众提问
观众：我看了《巍巍天山》这一部新疆反恐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年轻的暴力分子让我印象深刻，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要参加暴力袭击事件的时候，他说：“我看了三天的暴力视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砍人了，没有任何的原因。”这句话至今也让我感到非常的后怕。我想问的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才能防止西方势力以新的形式渗透新疆，给我们当地的年轻人洗脑，来制造新的暴力袭击事件？
张维为：我个人觉得，现在我们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通过合适的方法教育，过去虽然说是双语教育，但实际上汉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另外就是打下基本的基础、做人的底线，从小就应该逐步地知道，这样他就可以防止超越底线的宣传。但这始终是一个问题，人很容易被忽悠，特别是在现代互联网世界鱼龙混杂，所以这是一个不停地教育过程。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有制度优势，有能力把各种各样问题解决好。
邱文平：我们中国制度有个好处，政治领导人看问题不像西方人一样按四年算，我们至少按照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来看问题的，所以对新疆问题，叫“文化润疆，久久为功”，文化润疆这个“润”字，是浸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只要道路对、制度对了、方式对了，下面就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问题。
观众：现在在当地的人口结构中，汉族人口的生育率近年来是下降的趋势，而且汉族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但同时，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潜力很大，而且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年轻的。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对以后的这种人口结构产生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邱文平：首先从经济发展来说，美国这两年的制裁导致新疆企业非常的艰难，各种企业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又加上疫情的管控，新疆人确实是在流失的。
这次我们去（新疆），专门跟新疆宣传部部长田文部长谈过这个问题，她说我们很有信心。她说现在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就把基础设施做好，把服务做好。她说我们相信，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发展也有其规律。当你一切做好之后，“筑巢”就能引“凤”来。她说其次，我们全国有这么多省在支援，我们不是孤立的。很多人对新疆的概念有问题，它不是一个边陲，实际上今天再看“一带一路”倡议，新疆是整个中亚地区的核心和枢纽，如果企业从长远布局的角度看，新疆必定成为中亚核心地区，人口各方面都完全不是问题。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乡寄宿制小学学生在课外活动时合影（图源：新华网）
张维为：新疆有个说法叫“兵团还有兵团的孩子”，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有的是抗美援朝结束直接就到新疆了，整个的军转民。多少代人把新疆建设到今天这个水平。今天即使从上海到新疆，你也会觉得那个地方非常棒，非常适合生活、适合创业，我们的兵团把基础设施全部做好，真是很不容易。
观众：如何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角度，来保护因所谓“强迫使用劳工”而受到制裁的中国相关企业和产品，同时如何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角度，来反击西方相关的违法违规活动？
张维为：现在我们跟美国人在舆论斗争时经常讲，他们讲根据这个规则的制度，你不能违反现有的规则和制度，我们说我们只承认联合国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这有很大的差别。在联合国里一整套规范，很多是中国人参与建设的，包括《联合国宪章》。这当中有很多原则，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空间可以运用。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在今天中国崛起之后，在新疆崛起之后，我们怎么为《国际法》、为国际组织做出贡献。为什么他们可以搞BCI（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市场，新疆棉质量这么好，能不能创一个标准呢？这个标准以后就变成世界的标准了。
国际组织也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国际组织，甚至总部可以设在新疆。我看到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法案，说所有美国企业如果使用来自新疆产品的话，要明确地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强迫劳动，它实际上就是要打断新疆产业链。后来我们网上网民很有智慧，说我们把我们的稀土企业全部注册到新疆，稀土马上停止出口就可以了嘛。
实际上有很多通过我们的努力、研究、智慧，可以打败西方的利用规则、利用国际组织来对我们的围剿，我们可以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且要有创意，不要被现有的制度完全框住，因为往往法律的规定是滞后的，往往现有的法律是保护现有的某种意义上既得利益者。所以，我们要有创新的精神，中国自己就可以推出自己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一带一路”有关的基金等，我们都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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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到5码是什么码
这些数字表示衣服的尺码的号。1号码就是S码代表小号的意思。2号码就是M码代表中号的意思。3号码就是L码代表大号的意思。4号码就是XL代表大号的意思。5号码就是XXL代表加大码的意思。
三、蒙口码数15码是多少
蒙口码数1-5码表示s码，m码，l码，xl码，xxl码。就是小号，中号，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
四、“公参民”学校大退潮，想赚钱的没“钱”途了
本刊记者/胥大伟
重庆的明星学校——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宏帆八中）的家长们，今年发起了一场学校“保卫战”。
自今年4月以来，重庆渝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等多个区，先后披露“民转公”进展。目前已有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重庆鲁能巴蜀中学、两江人民小学等一批民办中小学校转为公办。这些“转公”的学校有着相似的身份特征——“公参民”。
宏帆八中是由重庆市第八中学校和宏帆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开办的民办学校。重庆八中有着“状元校”的口碑，宏帆八中历年的中考成绩同样优异。在本次“转公”改制中，宏帆八中要转为公办，归属江北区直管。但“民转公”引发了家长群体的担忧。对于家长们而言，当年以每平方米超出市场价2000~5000元购得教育的配套，现如今宏帆八中转为公办，若与重庆八中“脱钩”，意味着高价买房“买”到的优质学位，成为一纸废约。他们发表集体诉求信，并选出代表与区里谈判。
2018年5月5日，浙江杭州市热门民办初中建兰中学举行自主招生面试。临近中午11点，许多家长冒雨守候在校门口。图/视觉中国
但这并不是重庆一城的动作。今年5月，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学校。7月，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细化监管，提出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力争两年左右实现平稳过渡。当前，“公参民”学校将面临三种选择：转公办、与原公办完全“脱钩”，或终止办学。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随着政策的密集落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注定将会成为历史。
饮鸩止渴的“公参民”
刘伟在重庆打拼多年，有点钱也“鸡娃”的他，一直希望给孩子一个优质的教育。入读名校本部“可望而不可及”，名校的民办分校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为了让孩子就读一所知名的民办小学，刘伟高价买了一套带学位的商品房，举家搬迁到离重庆市区30多公里远的渝北区。“房子品质真的很一般，就比公租房好点。”刘伟抱怨道。买房之后，他原本给孩子规划了一条从小学到中学，一路“私立名校”的路径。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民转公”浪潮，使得刘伟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未来的教育规划。
渝北区是重庆此轮“民转公”动作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包括首地人和街小学、鲁能巴蜀小学、皇冠实验中学在内的多所民办中小学校，明确将要转公。作为曾经的优质教育资源洼地，借助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联姻办分校，一批“名校办民校”项目在此落地，渝北区也成为备受追捧的优质教育新高地。
名校冠名学校在新城区扎堆，渝北区并非个例。名校资源已成为地方政府撬动新城开发的一根杠杆。通过引入名校资源，开展联合办学，来吸引人口聚集，地方政府也可以借此促进新城区的发展。因此，在重庆，公办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分校，一度风行。
2018年7月6日，陕西西安市民办小升初面谈首日，民办学校中有16所开始面谈工作。图/视觉中国
《成都商报》的一份统计显示，重庆八中、巴蜀中学等7所名牌中学所衍生出去的分校就达41个校区，其中公办校区只有15个。部分学校甚至只有本部校区为公办，其余分校区皆为民办。在民间，这7所学校有个更响亮的名号——“七龙珠学校”。“名校办民校”的风口之下，“七龙珠学校”成为当地开拓教育版图的七雄，典型的办学模式就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公办学校品牌，居民通过购买带有该校学位的商品房即可获得入学指标。一位不愿具名的重庆教育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的公办名校以品牌和师资入股，同民企联合办学，通常占一半股份。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这是一个三方均得利的合作。通过学位与房地产项目挂钩，名校品牌成为地产商营销的“王牌”，公办校则通过与地产商合办民办学校，来解决公办学校的经费不足。对于政府而言，不用太大的财政投入就可以解决区域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
马学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地方的“潜规则”是，政府在土地出让、项目招引过程中，常根据名校的名气“按价授牌”，将学校品牌知名度与项目投资额相匹配，“最好的学校品牌给最大的投资者”。首地人和街小学是重庆渝北区的明星学校，也在这次确定转公的名单上，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作为重庆最顶尖的一所公办小学，人和街小学长期霸榜重庆小学排行榜榜首。与首都机场地产集团合作创办的首地人和街小学项目，一经落地就广受关注。2016年，绑定该校学位的楼盘“首地江山赋”首次开盘，2小时就全部售罄。
房地产资本与名校合办民校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但由此带来了民办学校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现象。2007年，重庆巴蜀小学与鲁能地产合作开办了鲁能巴蜀小学。绑定该校入学指标的“鲁能星城”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超级大盘”。带全套巴蜀入学指标和已经用掉指标的二手房价，每平方米价格就相差四五千元。
“这是在饮鸩止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程方平认为，与房地产相勾连的办学模式，反映出教育产业化存在问题，“这其实就是转嫁，政府不愿意花钱，最后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无论是“名校办民校”还是“冠名贴牌”，这类学校都被归为“公参民”学校。“‘公参民’学校本质上就是公办学校，在教育市场化的伪装下，它变成了‘假民办’。”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公参民”学校享受着两种体制的好处，既享受了公办学校的品牌、师资等资源，又可以高收费、掐尖招生，“从制度之初就是不合理的，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内复习功课的高三学生。图/IC
近年来，关于“公参民”学校加剧教育不公现象的批评声一直不绝。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今年5月表示，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产生了较多问题。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将“公参民”学校称为“影子学校”。在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避免公、民不分，否则容易出现治理问题。重庆市副市长蔡允革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出，厘清公、民办学边界，防止公、民混同造成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私立化，避免公、民不分催生择校热。
博弈师资
重庆对“公参民”学校第一次亮剑是在2019年。重庆全市停止审批新增“公参民”学校，并要求中小学入学资格不得与楼盘销售挂钩。按照计划，今年重庆全市48所存量“公参民”学校，将实行公办与民办全面脱钩，其中39所转为公办、8所继续举办为民办、1所停止办学。
从今年4月开始，首地人和街小学将要“转公”的消息就在家长之间传开了，这让黎芳惴惴不安。作为人和街小学的直属校，有别于一般“挂牌”民办校，首地人和街小学不仅有来自本部的管理团队，还有相当比例的本部师资，很受家长追捧。据了解，首地人和街小学每学期学费元，而买了学位房的业主，孩子学费可以打八折。“我们并非没有别的选择，选择这些私立学校，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黎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家长，她愿意为品质教育付费，而“民转公”后，学校能否保持原有的教学品质，这让她心存忧虑。
在“名校办民校”之风的带动下，重庆中小学名校普遍形成了“一校多区”格局。名校在扩张中，通过向新校区派遣优秀教师，实现新教育资源的配置。而家长通过高价买房买学位的方式，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师资。
因此，师资问题成为这场改制风暴中最敏感的神经。在家长们看来，学校“转公”类似“拆盲盒”，学校或与名校脱钩，作为资源配置的优秀教师们，或被撤回。黎芳告诉记者，家长们不顾交通、生活不变，以及花高价置业，“都是冲着老师来的”。优质师资面临变数，显然触动了购买名校学位的家长们的核心利益。随着重庆“公参民”学校批量“民转公”，家长们开始抱团向教育主管部门表达诉求。核心诉求是：不变师资，不取消就读资格，确保“转公”后教学质量不下滑。
首地人和街小学的开学典礼。
宏帆八中的家长们，因为孩子已经进入中学阶段，这场重大变故让他们反应更为强烈。在一份名为《一切为了孩子》的集体诉求信，家长们要求宏帆八中“转公”应“一校一策”，设置5~8年的过渡期，宏帆八中现有的师资和管理不变。当初“学位”房签约的业主子女免试入读，对已入读的初一、初二学生妥善安排，确保老师教完孩子初三毕业后再撤离。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在一份今年5月重庆江北区教委与宏八业主代表的谈话记录中，江北区教委作出解释：宏帆八中确定转为公办学校，按原八中集团管理模式管理，学校管理体系不变；江北区政府财力保障学校运转，区教委将向政府申请更多的教师编制将现有无编制的老师留下，保持教师待遇与渝八教师待遇一致；转公后学校将属地划片摇号招生，有购房合同的执行购房合同。
在这场围绕师资的博弈中，一端连着家长的对教学质量的忧虑，另一端则关系着教师的安置与去向。记者从重庆多个区县教育部门相关人士处获悉，本轮“民转公”，会设置两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师资保持不变。全市所有公、民办学校不允许在“民转公”学校抢、挖教师。转公后的学校则将实行划片招生，合法入读协议均按协议执行。重庆渝北区一位“民转公”学校的校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份，该校就将按照“转公”的相关政策来落实学生和老师的安置。按照当地教委的要求，两年之内保持师资不变。两年以后，老师可以选择留校任教，或者回到本部。对于聘用的教师，则在逢进必考的原则下，解决编制的问题。已明确转制的鲁能巴蜀中学则明确，在编教师过渡期后，可根据学校发展需要、教师个人意愿进行选择，回到渝中区或者留在江北区。
但黎芳仍然担心，两年“民转公”过渡期一过，一切都存在变数。黎芳认为，保持师资不变的2年过渡期实在太短，“这就是把中学的政策套用到小学，是种‘一刀切’的做法。”
在经历了与当地教育部门数月的“马拉松”式沟通之后，刘伟觉得身心疲惫，核心的疑问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答。原本购房时承诺规划建设的民办中学，迟迟没有动工的计划，这让刘伟陷入迷茫中。刘伟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未来的求学路径，留在渝北还是回市区就读，这是摆在刘伟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优质的师资依旧是他作出抉择最核心的考量。
但在学者看来，师资是撬动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分布最重要的要素，师资配置改革也是此次“民转公”要实现的改革目标之一。“不能把优秀教师都集中到一起来办一所优秀的学校，这会形成资源的寻租。”马学雷指出。程方平建议，“政府应把优秀教师分配到所有的学校去，让他们在那里当种子。”
县级财政承压
对一些中西部民办教育高地来说，这场改制更是一场财政承压的考验。
杨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教育比例较高的是两类地区，一类是上海、深圳等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另一类则是人口稠密的中西部城市和县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在储朝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占比畸高的地区，往往是因当地公办教育长期投入不足。这类的市县，更倾向加大政策支持，以民办教育来补足公共教育资源的短板。
有“河南民办教育第一城”之称的周口市，近期因“捐献民办校”引发关注。知名民办学校——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下称“淮阳一高”），由校长王业生递请《淮阳一高关于学校捐献报告》，以整体捐献的方式实现“民转公”，宣布整体捐献给当地政府。
两江人民小学的校园。
“淮阳一高”现有本部、二部二个校区，占地260亩。学校现有23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余人。在淮阳，“淮阳一高”堪称明星学校。2005年该校被评定为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十多年来，淮阳一高连夺淮阳中考之冠。淮阳区教育体育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淮阳一高“转公”刚刚起步，相关实施方案仍处于摸索阶段，未来不排除其他民办学校转公办的可能。
长期以来，民办教育是周口市的一张“名片”。早在2001年，周口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加快教育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民办学校在土地、税收、教师待遇等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周口把发展民办教育列为“一号工程”，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当时这些“全国少见”的投资办学条件，吸引了江浙一带的民间资本纷纷抢滩周口办教育，一批本土民办学校也迅速崛起。
大量民办学校落地生根后，周口民办在校生的比例也逐年水涨船高。据了解，周口现有义务教育在校生人，其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462所，在校生达人，占比高达34.2％。仅周口市郸城县的光明中学，在校生就达上万人。
作为民办教育的一座高地，明星民办学校突然转公办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压力。周口市明确了2022年底，全市要完成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在不到2年时间里，要实现在校生规模从接近35％压减到5％以内，周口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按照相关规划，周口将预计保留民办学校40余所，在校学生近5万人；预计购买学位2万多个；收购学校60多所，学位6万多个；关停200多所，分流在校学生8万余人。
对于周口市而言，完成这项任务并不轻松，首要难题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以2020年为例，周口全市教育支出总盘子为120.7亿元，这其中包括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促进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诸多支出事项。而当地一所民办学校的投资额，往往就达数千万元。根据公开信息，周口市将采取政府购买学位、政府收购学校、鼓励转型、规范保留、关停取缔、核减招生计划、清理公有资源等方式，来完成核减目标。比如，对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较高的学校，由县政府分期付款购买转为公办学校。
浙江大学原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曾表示，为什么有些地方占比超过了30％，甚至到了60％，固然有政府不作为的问题以及利益纠葛，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地方的政府财力不够。如果把60％调减到5％，短期内当地政府不可能有这个财力来支撑。
以安徽肥东县为例：据安徽师范大学朱昌等人研究，该县民办初中在校生占比一度高达74.2％，且90％以上的民办初中生就读于县城关镇的民办学校。民办学校主要是面向留守儿童举办寄宿制的学校。“这类学校既不高收费，也不豪华，就是满足了外出务工子女寄宿的需求。”杨东平认为，这类民办学校今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为公办，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认为，一些地区民办教育占比过高，与地方教育治理的理念和具体政策有关。中国的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统筹制度，对于学校的投入、布局、师资配置等等，主要由地方决定。当地政府的教育理念和政策，决定了教育的投入。
随着各地相继划出民办教育的调整比例线，对于一些财政薄弱、公办教育投入不足的县域地区，“转公”的大势之下，是否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冲击？薛二勇认为，对于一个区县来讲，民办教育的占比，决定了将来财政支出的多寡，财政跟不跟得上，需要地方政府作科学决策。
资本如何退出？
“趋势已经不对了。”马学雷已经劝退了一批想找他帮忙引入公办名牌学校联合办学的董事长。在马学雷看来，“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公办学校品牌+民办学校”的办学模式，红利已经消失殆尽。
不少民办校的投资者已经嗅到了政策转变的风向。7月30日，成实外教育公告表示，将以人民币750万元的价格出售其所有的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成都市金牛区成外附小幼儿园的全部学校出资人权益。公告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有关义务教育部分条例的诠释及应用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成实外教育决定将业务策略转移至非义务教育服务。成实外教育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办教育集团，业务主要聚焦学前教育至高中十二年级（“K12”）教育、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
在薛二勇看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转成公办，另一条是设立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益属性是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首要属性，“它有一定的产业属性，但是不允许营利。”受访专家认为，政策会在一定程度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只允许在非营利性学校的空间里来办学。“直白地说，想赚钱的没‘钱’途了。”马学雷说。
5％、15％，这是决定未来民办教育体量的两个关键指标。今年以来，湖南、江苏等多地先后发文严控民办教育在当地义务教育占比，全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5％以下。其中江苏省明确争取用2~3年完成调减目标，全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5％以下，县域内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15％以下。这意味着曾经一度逐利而拥挤的赛道，迎来退出潮。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办教育在公办教育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体量。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全国比重34.76％，在校生5564.45万人。
高速发展中，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大型龙头民办教育集团。招商银行的一份名为《民办教育集团发展趋势研究》的报告中梳理出，目前有21家民办教育集团在港股扎堆上市，在美股上市的则有2家集团。这些上市教育集团均形成了较大的办学规模以及较强的行业影响力。例如，枫叶教育集团旗下拥有114所学校。2017年，被称作是国内最大民办教育集团的宇华教育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宇华教育成立于2001年，现有8所幼儿园、16所小初高学校和1所大学，合计25所学校，分布在河南郑州、开封、焦作等9个地市。
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规定之下，中国的各大民办教育集团几乎都难逃政策的“紧箍咒”。退出还是留下，这是一道需要作答的选择题。然而“转公”和“非营利化”的双重政策压力之下，资本究竟该如何清算退出，是摆在政府、学校、出资者等各方面前亟须处理的问题。
目前，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出台了较为具体的对于出资者补偿或奖励政策。例如，温州市清算民办学校财务时，按照先支付遣散、转移在校学生费用，再支付所欠教职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最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各种债务。此外，民办学校终止办学时，如果在清偿完毕相关债务后有剩余财产的，可以返还投资人；如果还有结余，还可以经过政府批准后给予其一定比例的奖励。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本轮“民转公”浪潮，转制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因此，统筹考量、审慎处理至关重要。杨东平近期公开指出，教育新政，首先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保护私人财产，保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即便要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也应该是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做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该补偿的补偿，该赎买的赎买，而不能采取没收充公的粗暴方法，这在一个法制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刘伟、黎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