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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找弟弟李焕平的24年：曾借口找工作“卧底”成为“凶手”好友，嫌疑人落网供认后因找不到尸骨被释放
10月10日上午，台风离境后的湛江雷州市鹅感村，太阳重新照在菠萝地上。44岁的李海玉跪在路边，朝着远方呼唤着弟弟李焕平，放声恸哭。
一群孩子围在路边，挥舞着树枝打闹。李海玉记忆中的李焕平，和他们有着相仿的身高。
李海玉老家在湖南邵阳，兄弟姊妹6人，她排行老四。最小的李焕平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和李海玉感情最好。1992年，父亲李中祥到广东湛江承包橘园，时年9岁的李焕平跟着来到湛江。这一别就是29年，李海玉再也没能见到弟弟一眼。
根据李海玉及其家人的说法，29年前，因为工钱问题，李焕平疑似被雇工易某青带走。
从1997年初中辍学，李海玉就开始寻找弟弟和带走弟弟的“凶手”易某青。24年来，她走遍多个省份，开过理发店，在网上被骗钱，还差一点被拐卖。借口找工作，李海玉“卧底”成为易某青的好友。直到2020年，易某青被警方抓捕。
然而等待李海玉的，却远非她希望的那样。据当地媒体报道，易某青被捕后，向雷州警方供述，李焕平早已被他杀害。同年7月，姐姐也才告诉李海玉，多年前曾发现疑似弟弟的尸骨，并埋在了鹅感村。
2021年2月，因为尸骨无法找到，李焕平下落不明，再加上“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均已丢失”，湛江市检察院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易某青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易某青被释放。
24年的追凶得来如此结局，李海玉不甘心，又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10月15日的一份答复函中称，目前正在调卷审查中。
10月10日，回到埋尸骨的现场，李海玉蹲在路边哭泣。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宝贝疙瘩”
李海玉的老家向阳村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东南，群山环绕，距离最近的国道五公里。
10月2日下午，李海玉位于老家的房子，简单的水泥粉刷显得粗糙。二楼的窗户未安装玻璃，傍晚时刻，像两个黑洞盯着房前不远处的山。一张床一张餐桌之外，屋里再无其他家具。
李海玉说，房子本来是8年前为弟弟建的，她现在凑合着住，“我弟的事还没结果，也没心情装修。”
李海玉在家中养了三十多条流浪狗，每条狗都有名字。陌生人靠近围墙，狗就在院子里狂叫，在她的眼中，这些狗就像家人。
李海玉的母亲王满妹今年73岁，18岁时嫁给李中祥，之后一连生了6个孩子，都是女儿，二女儿不幸夭折。
未出阁前，王满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学医后在村里做村医。十六七岁的姑娘，白天做工，晚上拎着药箱为村民治病，挣的工分比父亲还多。
王满妹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她刚嫁到向阳村时，李家还吃不上青菜。她跟丈夫养母猪，承包鱼塘和橘子园，开供销社，三女儿出生时，她家就成了村里最富的家庭。多位村民提及李家，向新京报记者感慨，李家的房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可惜后来全塌了。村民到李家借稻谷，王满妹把出借的谷子数量记在墙上。
勤劳能干并未让王满妹收获尊重。当时的湖南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家里没男丁就受人欺负，被称为断子绝孙的“绝户头”。李海玉的奶奶到寺庙求子， “败家子也行”。
1983年，35岁的王满妹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李焕平。他成了一家人的“宝贝疙瘩”，也只有他在名字中使用宗族辈分里的“焕”字。超生需要罚款500元，在八十年代不算小数目，计生干部拉走了家具。王满妹心甘情愿交了钱，在手写的户口簿上添上了李焕平的名字。
王满妹去哪儿都把儿子带在身边。八十年代，乡镇里很少有人见过果冻，王满妹给儿子买起来毫不心疼钱。李家的几个孩子中，只有儿子小时候有机会照相。
在李家，脸部线条粗犷、说话大嗓门的李海玉，最像父亲。李海玉经常听见父亲感慨，遗憾她不是个男孩。李海玉家里的狗笼子和谷物筛子都是她自己做的，缺什么都动手做。
因为像男孩子一样淘气，李海玉被父亲打得最多。三姐李海萍回忆，每年春节祭祖，祭品摆在院中长凳上，李中祥领着孩子跪拜。李海萍和姐姐们远远地躲在后面，李海玉就跪在前面，起身时经常打翻祭品，“她每年挨打，每年还都跪在前面”。
其他姐姐年龄差距太大，妹妹又年龄太小不懂事，李海玉从小带弟弟玩耍，两人感情最深。小时候，每年收割水稻，李海玉和姐姐们扛着秸秆换零花钱，都会给弟弟买零食和玩具。
李海玉把房子建在稻田旁，房子对面不远处就是两座圆形荒山，山间一条小路曲折通向山外。沿着屋后的田间小路，步行十分钟，就是杂草丛生的荒山。常年在外地漂泊，李海玉走在村子里，很少和村民打招呼。李海玉常在烦闷时一个人进山，在荒草丛和灌木林中待上半天。
10月6日，房子盖好了8年，李海玉还未来得及装修。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失踪的男孩
不幸来得很突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湖南人到广东省湛江市砍甘蔗，做生意。1992年，李中祥在老家经营家具厂失败后，和妻子来到湛江承包橘园。
时年9岁的李焕平以及三姐李海萍被带到了湛江，李海玉则留在了老家。这一别就是29年，姐弟从此再也没能见面。
父母住在湛江市北和镇鹅感村的橘园中干活，读小学三年级的李焕平，寄宿在迈车坎村的老师家。从鹅感村到迈车坎村，距离20公里，王满妹闲暇时坐牛车到学校看孩子，常常看见儿子在教室前的空地上玩抓石子。
迈车坎村民劳惠湘（化名）时年19岁，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时隔多年，他已经记不起李家儿子的姓名和相貌，只记得这个外地孩子说的是普通话，见面都礼貌地喊“叔叔”。
王满妹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了易某青来湛江打工，以及与丈夫发生冲突的过程。
那一年，21岁的易某青来到湛江，自称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他没有身份证，闲聊间自称是新宁县回龙寺镇人，父亲在老家打铁。由于橘园中需要工人，李中祥留下易某青看守迈车坎村的橘园，自己照顾鹅感村的橘园。在橘园做了一个月后，易某青结完工资后离开。
当年12月22日，李中祥和朋友在鹅感村家中喝酒，易某青带着两个朋友上门，声称李中祥少给了他3天的工钱。王满妹说，橘园工人月工资五六百元，易某青3天没上班，扣了不足40元。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易某青放话，要让李家断子绝孙。
王满妹清楚地记得，那年12月24日，老师找到李焕平家，询问李焕平何时归校。
劳惠湘回忆称，事发两天前，易某青到学校找李焕平，称其母亲病危，将他从学校带走，一直未再归校。在劳惠湘的印象里，易某青在村里租房时间短，村民只知道他和孩子的父母是老乡。
官卫东是李中祥的好友，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他从村民处获得的信息，李焕平因为着急看望母亲，离开学校时都没来得及穿鞋，赤脚跟着易某青离开。
意识到儿子出事了，李中祥报警寻找易某青和李焕平，劳惠湘和村民帮忙寻遍了附近的橘园、水塘，还到附近的车站寻找，都不见踪迹。
1993年的2月19日，迈车坎村一位村民寻找走失的牛时，在一块甘蔗地发现一具腐烂的尸体。李中祥与官卫东一起到现场辨认，距离现场还有十几米，李中祥看到尸体上的衣服，立刻昏厥了过去。
三姐李海萍赶到现场时，法医已经将尸骨搬到旁边的水塘清洗。军绿色的上衣堆在鱼塘边，李海萍一眼认出，那是弟弟的衣服。
官卫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他在现场留意到，尸体旁遗留了一把长约二十厘米的水果刀。死者肋骨上面有清晰的刀痕，衣服左肋下也存在刀口。法医做完鉴定，将清洗过的尸骨装入纸箱，交给李中祥。
按照李海玉老家的风俗，夭折的孩子只能埋在荒地，不能靠近祖坟。李中祥安排官卫东处理孩子的后事。
李海萍告诉新京报记者，表哥搬尸骨，她跟着官卫东找地方安葬尸骨。捡拾尸骨时，李海萍看到右手的大拇指骨头弯曲。“这是弟弟最明显的特征。”
“当地人忌讳，不让埋在附近。”官卫东将尸骨带到鹅感村附近，买了腌菜坛子，将尸骨装入坛中，埋在农场旁的树林里。
为了不引人注意，官卫东选择的位置随机，也未留下坟堆，只是暗中记下附近有一处水井，以便李中祥日后寻找遗骨。
10月10日下午，站在鹅感村路边，官卫东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埋尸骨的情景，并用石子在地上画出附近环境的示意图。他只记得周围是一片树林和一片剑麻地，如今附近都成了菠萝地。
10月10日，官卫东在地上画出埋尸骨区域的示意图。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寻人
儿子失踪后，王满妹担心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回到湖南。直到1993年下半年，王满妹才带着李海玉再次回到湛江。担心王满妹接受不了儿子的死讯，所有人都瞒着发现尸骨的消息。同时被瞒着的，还有李海玉。
在易某青被捕之前，王满妹和李海玉，一直以为李焕平遭人拐走。
王满妹四处寻找易某青，但没有人认识他。有村民曾告诉她，曾在贵州看到过一个很像李焕平的孩子。王满妹独自去了贵州，找到后发现不是儿子。
九十年代后期，湖南更新电子户口本，李焕平未能登记入户。王满妹至今遗憾，儿子就像在这个世上不曾存在一样。向阳村村民向新京报记者提起李家，都绕不开那个在户口簿上不存在的男孩。
李海萍也在暗中追查易某青。知道易某青老家所在的乡镇，李海萍曾悄悄报警。因需要案发地警方协查，李海萍寻凶之路中断。
李海玉回忆，父亲李中祥经常骑自行车到湛江、海口等地追寻易某青。1996年，父亲突然离家出走，到海南打工寻找易某青，“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像个流浪汉。他有了消息就辞职出去找。”
父亲嗜酒，弟弟出事之后，李海玉再没见过他喝酒，“也不说为什么，可能心里怪自己喝酒跟易某青打架。”李海玉追问父亲弟弟是怎么丢的，李中祥从不跟她说。有时追问太急，父亲转身就离开，连饭都不再吃。
1997年初，李海玉辍学打工。听到熟悉的口音就打听易某青的消息，“找他其实是为了找弟弟，只有他知道把我弟弟带到哪儿去了”。
为了找弟弟，李海玉去过云南、贵州、四川、江西、浙江和福建，学会了四川话和粤语。一有弟弟的消息，她就外出寻找。为此，李海玉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
李海玉组建了寻找弟弟的群，花钱请人在群里唱歌吸引网友，一首5块钱。她拜托朋友转发寻人启事，没有弟弟的照片，在寻人启事中，李海玉简单描述他手指弯曲的特征。她把家人的照片做成拼图，希望弟弟能在网上看到照片，记得姐姐们的样子。
李海玉求助网络寻人平台，却多次被骗，损失了将近一万元。
有一次，她还险些被拐卖。2002年，一名男子声称有她弟弟的消息，带她到广东寻找。在农户家里，男子用粤语跟对方说，2000元把她卖给别人当儿媳。“我假装听不懂，趁他们晚上喝酒时，从二楼跳下来落在沙堆上，逃跑了。”
李海玉经常一个人到各地寻找易某青的线索，有钱时住二三十元的旅馆，没钱时就睡在公园的长凳上。接受采访时，李海玉时不时地揉自己的膝盖。她说，这是因为经常露宿落下的一身伤病，“腿上有风湿，阴天就酸疼”。
多年找不到弟弟的消息，李海玉也想过放弃，但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一线希望。她有过一段婚姻，但仅仅维持了两年。李海玉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寻找弟弟，她想弟弟，想念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他是我弟弟啊，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弟弟。”
她想象过弟弟突然回家，带着孩子喊她姑姑。走在村边的山路，李海玉说，她曾想找到弟弟的那一天，要把鞭炮从镇上铺到门前庆祝，有着七八公里的距离。
2013年，李海玉用积蓄在村里建了二层洋楼，每层建四个房间，足够两家人居住。“我想给弟弟留个家，亲口跟他说一句，终于把你找回来了。”
10月7日，去湛江找弟弟的尸骨前，李海玉跪到父亲坟前。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父亲的遗愿
2006年开始，李海玉来到广州，经营起理发店。理发店开在广州市白云区神山大道旁，李海玉既当老板又当理发师。
10月8日，在这个已经停业一年多的理发店，摆放理发工具的手推车已经生锈。理发店邻近工厂和一个菜市场，来往人员密集。李海玉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理发店选址在这里，主要的顾客就是附近居民和工厂的工人，能经常遇到厂里的湖南老乡。
遇到同乡口音的顾客，李海玉就打听易某青的消息。追查易某青多年无果，李海玉听说他死在了外地，一度放弃寻找。“人都死了，也没有人再知道弟弟被带到了哪里。”
2012年，一位顾客告诉李海玉，易某青并未死亡，在外地做包工头，“当了大老板”。 李海玉追凶的念头重新燃起，打听他何时在何处做什么生意。
站在理发店中，李海玉至今清晰记得顾客在店内坐的位置和对话内容。她谎称曾跟易某青打工，借他140元钱给父母看病，最终打听出易某青新宁县老家村子的名字。
新宁县乡间稻田密布，村民多在田间放养鸭子。李海玉伪装成收鸭毛的小贩来到村子，又谎称是易某青的同学，向村民打听到易某青家的具体位置。
鱼塘边三间破旧的小平房是易某青的家，里面住着女人和三个孩子，从不见男人的身影。有村民告诉李海玉，易某青多年没回老家。辗转得来的唯一线索，看起来是那么的虚无缥缈。
李中祥患病多年，激动时容易咳血。弟弟出事后，姐妹们抱怨父亲把弟弟弄丢，母亲抱怨他执意去湛江做生意，一家人很少再见面。直到父亲去世，家人没吃过一顿团圆饭。
2014年11月，李中祥临终时，只有女儿李海玉守在身边。他从枕下拿出遗书交给女儿，只是告诉她李焕平失踪的经过，仍然只字未提发现尸骨的事。
父亲托付李海玉寻找易某青，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可能觉得我像他，能找到易某青”。
李海玉心里常常懊悔，如果不是她经常逼问，父亲会许不会生病去世。
10月8日，李海玉回到广州，理发店已停业一年。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卧底”追凶
父亲去世后，李海玉更坚定了追寻易某青的决心。她三四个月回家一趟探望母亲，然后悄悄地来到易某青家附近蹲守。
荒山、草径，李海玉对附近的地势烂熟于心。有时从早晨到傍晚，她就守在路旁荒山上，远望着是否有成年男子回到易某青家。
李海玉从未见过易某青。
2016年，李海玉守在易某青家门前的水塘边，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子路过，随口喊一声“易老板，你回来啦”。对方竟有了回应，问她是谁。李海玉没想到，喊一声“易老板”真正找到易某青。
“你可是贵人多忘事，我以前跟你打过工。”李海玉多次回忆当时的情景：她暗暗咬住嘴唇克制住激动的情绪，借着听来的信息编造打工经历，说想跟易某青出去打工。
多年寻找易某青，李海玉单独办了一张手机卡，注册了微信账号。为套取易某青的联系方式，又不被怀疑，她关掉了电话卡数据，谎称手机欠费，留下易某青的手机号，用另一部手机添加他为微信好友。
回家之后，李海玉借口家中临时有事，无法跟他出去打工。
在易某青家，李海玉假装玩手机，偷拍下他的正面照片。
找到了易某青，李海玉想过报警抓人。但李海玉想到，既然自己能找到他，警方也能找到，为何多年没有抓人？她觉得，易某青肯定另有隐藏身份。
李海玉拜托朋友通过照片查证，才发现易某青的身份证上，名字叫易某华。但查证渠道隐秘，无法公开，她要易某青亲自承认。
间断与易某青保持微信联系，李海玉多次试探。李海玉问易某青父亲打铁的事，被对方否认。李海玉又问他在迈车坎村打工的经历，易某青称自己从未去过那里。李海玉感到，易某青提高了警惕，半年多不敢再联系。
李海玉不时打听易某青在外地的地址，易某青发送定位后，她偷偷到现场查实，再找借口回绝。李海玉担心，自己和父亲长得像，会引起易某青怀疑，她不敢轻易在易某青眼前出现。
易某青微信经常使用语音。为了让易某青亲自承认易某华的身份，2019年3月5日，李海玉借口手机信号差，听不清语音，让易某青打字。
“我就问他，我们都喊你易某青，为什么别人喊你易某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把我搞糊涂了。”易某青打字确认，自己叫易某华，易某青是学校读书的名字，“两个名字，就是一个人。”
李海玉打听到易某青在广西桂林打工，把消息告知给了湛江雷州市公安局。2020年5月22日，潜逃28年的易某青被捕。
2020年6月29日的《湛江日报》上，一篇湛江市公安局民警署名的报道称，民警出示证件时，正在打牌的易某青叹气，“我知道，欠账是要还的，这种日子总算到头了。”
易某青供认持刀杀害了李中祥的儿子，作案后隐姓埋名辗转在雷州打工，每次听到警笛声，顾不上领工资，拔腿就跑。逃离雷州后，他在云贵川一带山区流浪七八年，才回到湖南结婚生子。
10月1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答复李海玉称，正在调卷审查中。 受访者供图
从“红玫瑰”到“凄凉世界”
易某青归案，是李海玉最开心的日子，她以为有了找回弟弟的希望。但她等来的，却是弟弟可能遇害的消息。
李海玉曾在雷州市公安局看到过弟弟的死亡记录，但直到警方告诉她易某青亲口承认杀害了李焕平之前，她都愿意相信弟弟还活着。
2020年7月，姐姐李海萍也才告诉李海玉，多年前埋下的尸骨，手指和弟弟一模一样。
劳惠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去年6月份，他看见警察带着易某青回到过村里指认现场。
2020年7月28日，在警方的安排下，李海玉姐妹到鹅感村寻找尸骨。官卫东曾经记下的水井，早已被填埋，找不到以前的位置。
两辆挖掘机沿路边挖了200米，都没能找到尸骨。挖掘机离开时，李海玉放声大哭，跪在泥土中用手不停地刨土，直到双手流血不止。
找不到尸骨影响了检察院对易某青的起诉。2021年2月8日，李海玉收到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
10月14日，新京报记者看到，在这份《不起诉决定书》以及《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检察院称，被害人李焕平下落不明，没有找到尸体，当年也没有作DNA鉴定，认定其死亡的证据不足；“本案的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均已丢失”，死因未能查清；仅有易某青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不能确定就是李焕平，因此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易某青做“存疑不起诉处理”。
收到《不起诉决定书》的当天，李海玉哭了一夜，微信昵称也从“红玫瑰”改成了“凄凉世界”。
官卫东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记得发现尸骨的现场，警察拍照并从现场带走了一把水果刀，法医也在现场清洗尸骨，并做完了鉴定。李海玉不明白，现场勘查材料为何会丢失，至今警方也未对她做出明确的解释。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来到雷州市公安局，想就该案“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为何会丢失等问题采访警方，了解李焕平尸骨的寻找情况。负责该案件的民警表示，警方也希望案件能进入起诉程序，关于案情，不接受媒体采访。
据一位中部省份县城的老刑警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层公安局没有能力做DNA检测，刑侦主要靠采集指纹、脚印和物证。县公安局的案卷和物证分开保管，确实会因工作疏漏或外部原因，部分案卷材料损坏或丢失，但一般情况，重大案件材料都会单独重点保管。
这位老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抓捕归案的嫌疑人，经过警方侦查，由检察院批捕和公诉。检察院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检察院如果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就说明案件存疑，不能认定嫌疑人有罪，公安机关接到检察院的通知就应该放人。
易某青被释放回家后，就外出打工，记者没能联系到他。易某青的妻子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多年在外地打工，从不在家讲他在外面的事，被放回家后也不愿多谈，“谁问起来，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李海玉担心易某青再次潜逃，向新宁县回龙寺镇派出所了解他被释放后的情况，民警以涉密的理由回绝了李海玉的请求。
李海玉向湛江市检察院提出申诉。9月8日下午，她收到湛江市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新京报记者看到，《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称“本案的现在证据无法形成紧密、闭合的证据链条”，因此认定检察院之前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处理适当，李海玉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检察院不予支持，审查结案。
李海玉不甘心，又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10月15日的一份答复函中称，目前正在调卷审查中。
多年过去，环境几经变换，埋骨的人记不清具体地点，李海玉被困在了寻找尸骨的难题中。
第一次挖掘尸骨无果，李海玉做了多种尸骨已经不在现场的假设，希望能在附近找到蛛丝马迹。一年多过去，李海玉提起寻找弟弟的尸骨就陷入自言自语，至今她还是经常梦到弟弟喊她。
今年9月底，雷州警方联系李海玉，表示同意再次挖掘尸骨。时间临近，李海玉显得焦躁，不时地自问，“真找不到弟弟该怎么办？”
10月10日，李海玉再次回到寻找尸骨的现场，去年挖开的路面已经种上桉树苗，只在路边还能看出土壤翻动的痕迹。
10月10日，李海玉边走边呼喊弟弟的名字。新京报记者 聂辉 摄
在四公里的乡道上，李海玉来回走了一天，脚上磨出血泡。天色渐暗，李焕平尸骨埋葬的位置仍无法确定，李海玉希望扩大搜索面积。
蹲在路边，李海玉轻声念叨，“实在找不到我弟，我就放弃了”，围在她身边的人沉默不语。
新京报记者 聂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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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参民”学校大退潮，想赚钱的没“钱”途了
本刊记者/胥大伟
重庆的明星学校——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宏帆八中）的家长们，今年发起了一场学校“保卫战”。
自今年4月以来，重庆渝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等多个区，先后披露“民转公”进展。目前已有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重庆鲁能巴蜀中学、两江人民小学等一批民办中小学校转为公办。这些“转公”的学校有着相似的身份特征——“公参民”。
宏帆八中是由重庆市第八中学校和宏帆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开办的民办学校。重庆八中有着“状元校”的口碑，宏帆八中历年的中考成绩同样优异。在本次“转公”改制中，宏帆八中要转为公办，归属江北区直管。但“民转公”引发了家长群体的担忧。对于家长们而言，当年以每平方米超出市场价2000~5000元购得教育的配套，现如今宏帆八中转为公办，若与重庆八中“脱钩”，意味着高价买房“买”到的优质学位，成为一纸废约。他们发表集体诉求信，并选出代表与区里谈判。
2018年5月5日，浙江杭州市热门民办初中建兰中学举行自主招生面试。临近中午11点，许多家长冒雨守候在校门口。图/视觉中国
但这并不是重庆一城的动作。今年5月，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学校。7月，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细化监管，提出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力争两年左右实现平稳过渡。当前，“公参民”学校将面临三种选择：转公办、与原公办完全“脱钩”，或终止办学。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随着政策的密集落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注定将会成为历史。
饮鸩止渴的“公参民”
刘伟在重庆打拼多年，有点钱也“鸡娃”的他，一直希望给孩子一个优质的教育。入读名校本部“可望而不可及”，名校的民办分校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为了让孩子就读一所知名的民办小学，刘伟高价买了一套带学位的商品房，举家搬迁到离重庆市区30多公里远的渝北区。“房子品质真的很一般，就比公租房好点。”刘伟抱怨道。买房之后，他原本给孩子规划了一条从小学到中学，一路“私立名校”的路径。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民转公”浪潮，使得刘伟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未来的教育规划。
渝北区是重庆此轮“民转公”动作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包括首地人和街小学、鲁能巴蜀小学、皇冠实验中学在内的多所民办中小学校，明确将要转公。作为曾经的优质教育资源洼地，借助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联姻办分校，一批“名校办民校”项目在此落地，渝北区也成为备受追捧的优质教育新高地。
名校冠名学校在新城区扎堆，渝北区并非个例。名校资源已成为地方政府撬动新城开发的一根杠杆。通过引入名校资源，开展联合办学，来吸引人口聚集，地方政府也可以借此促进新城区的发展。因此，在重庆，公办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分校，一度风行。
2018年7月6日，陕西西安市民办小升初面谈首日，民办学校中有16所开始面谈工作。图/视觉中国
《成都商报》的一份统计显示，重庆八中、巴蜀中学等7所名牌中学所衍生出去的分校就达41个校区，其中公办校区只有15个。部分学校甚至只有本部校区为公办，其余分校区皆为民办。在民间，这7所学校有个更响亮的名号——“七龙珠学校”。“名校办民校”的风口之下，“七龙珠学校”成为当地开拓教育版图的七雄，典型的办学模式就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公办学校品牌，居民通过购买带有该校学位的商品房即可获得入学指标。一位不愿具名的重庆教育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的公办名校以品牌和师资入股，同民企联合办学，通常占一半股份。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这是一个三方均得利的合作。通过学位与房地产项目挂钩，名校品牌成为地产商营销的“王牌”，公办校则通过与地产商合办民办学校，来解决公办学校的经费不足。对于政府而言，不用太大的财政投入就可以解决区域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
马学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地方的“潜规则”是，政府在土地出让、项目招引过程中，常根据名校的名气“按价授牌”，将学校品牌知名度与项目投资额相匹配，“最好的学校品牌给最大的投资者”。首地人和街小学是重庆渝北区的明星学校，也在这次确定转公的名单上，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作为重庆最顶尖的一所公办小学，人和街小学长期霸榜重庆小学排行榜榜首。与首都机场地产集团合作创办的首地人和街小学项目，一经落地就广受关注。2016年，绑定该校学位的楼盘“首地江山赋”首次开盘，2小时就全部售罄。
房地产资本与名校合办民校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但由此带来了民办学校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现象。2007年，重庆巴蜀小学与鲁能地产合作开办了鲁能巴蜀小学。绑定该校入学指标的“鲁能星城”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超级大盘”。带全套巴蜀入学指标和已经用掉指标的二手房价，每平方米价格就相差四五千元。
“这是在饮鸩止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程方平认为，与房地产相勾连的办学模式，反映出教育产业化存在问题，“这其实就是转嫁，政府不愿意花钱，最后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无论是“名校办民校”还是“冠名贴牌”，这类学校都被归为“公参民”学校。“‘公参民’学校本质上就是公办学校，在教育市场化的伪装下，它变成了‘假民办’。”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公参民”学校享受着两种体制的好处，既享受了公办学校的品牌、师资等资源，又可以高收费、掐尖招生，“从制度之初就是不合理的，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内复习功课的高三学生。图/IC
近年来，关于“公参民”学校加剧教育不公现象的批评声一直不绝。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今年5月表示，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产生了较多问题。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将“公参民”学校称为“影子学校”。在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避免公、民不分，否则容易出现治理问题。重庆市副市长蔡允革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出，厘清公、民办学边界，防止公、民混同造成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私立化，避免公、民不分催生择校热。
博弈师资
重庆对“公参民”学校第一次亮剑是在2019年。重庆全市停止审批新增“公参民”学校，并要求中小学入学资格不得与楼盘销售挂钩。按照计划，今年重庆全市48所存量“公参民”学校，将实行公办与民办全面脱钩，其中39所转为公办、8所继续举办为民办、1所停止办学。
从今年4月开始，首地人和街小学将要“转公”的消息就在家长之间传开了，这让黎芳惴惴不安。作为人和街小学的直属校，有别于一般“挂牌”民办校，首地人和街小学不仅有来自本部的管理团队，还有相当比例的本部师资，很受家长追捧。据了解，首地人和街小学每学期学费元，而买了学位房的业主，孩子学费可以打八折。“我们并非没有别的选择，选择这些私立学校，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黎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家长，她愿意为品质教育付费，而“民转公”后，学校能否保持原有的教学品质，这让她心存忧虑。
在“名校办民校”之风的带动下，重庆中小学名校普遍形成了“一校多区”格局。名校在扩张中，通过向新校区派遣优秀教师，实现新教育资源的配置。而家长通过高价买房买学位的方式，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师资。
因此，师资问题成为这场改制风暴中最敏感的神经。在家长们看来，学校“转公”类似“拆盲盒”，学校或与名校脱钩，作为资源配置的优秀教师们，或被撤回。黎芳告诉记者，家长们不顾交通、生活不变，以及花高价置业，“都是冲着老师来的”。优质师资面临变数，显然触动了购买名校学位的家长们的核心利益。随着重庆“公参民”学校批量“民转公”，家长们开始抱团向教育主管部门表达诉求。核心诉求是：不变师资，不取消就读资格，确保“转公”后教学质量不下滑。
首地人和街小学的开学典礼。
宏帆八中的家长们，因为孩子已经进入中学阶段，这场重大变故让他们反应更为强烈。在一份名为《一切为了孩子》的集体诉求信，家长们要求宏帆八中“转公”应“一校一策”，设置5~8年的过渡期，宏帆八中现有的师资和管理不变。当初“学位”房签约的业主子女免试入读，对已入读的初一、初二学生妥善安排，确保老师教完孩子初三毕业后再撤离。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在一份今年5月重庆江北区教委与宏八业主代表的谈话记录中，江北区教委作出解释：宏帆八中确定转为公办学校，按原八中集团管理模式管理，学校管理体系不变；江北区政府财力保障学校运转，区教委将向政府申请更多的教师编制将现有无编制的老师留下，保持教师待遇与渝八教师待遇一致；转公后学校将属地划片摇号招生，有购房合同的执行购房合同。
在这场围绕师资的博弈中，一端连着家长的对教学质量的忧虑，另一端则关系着教师的安置与去向。记者从重庆多个区县教育部门相关人士处获悉，本轮“民转公”，会设置两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师资保持不变。全市所有公、民办学校不允许在“民转公”学校抢、挖教师。转公后的学校则将实行划片招生，合法入读协议均按协议执行。重庆渝北区一位“民转公”学校的校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份，该校就将按照“转公”的相关政策来落实学生和老师的安置。按照当地教委的要求，两年之内保持师资不变。两年以后，老师可以选择留校任教，或者回到本部。对于聘用的教师，则在逢进必考的原则下，解决编制的问题。已明确转制的鲁能巴蜀中学则明确，在编教师过渡期后，可根据学校发展需要、教师个人意愿进行选择，回到渝中区或者留在江北区。
但黎芳仍然担心，两年“民转公”过渡期一过，一切都存在变数。黎芳认为，保持师资不变的2年过渡期实在太短，“这就是把中学的政策套用到小学，是种‘一刀切’的做法。”
在经历了与当地教育部门数月的“马拉松”式沟通之后，刘伟觉得身心疲惫，核心的疑问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答。原本购房时承诺规划建设的民办中学，迟迟没有动工的计划，这让刘伟陷入迷茫中。刘伟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未来的求学路径，留在渝北还是回市区就读，这是摆在刘伟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优质的师资依旧是他作出抉择最核心的考量。
但在学者看来，师资是撬动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分布最重要的要素，师资配置改革也是此次“民转公”要实现的改革目标之一。“不能把优秀教师都集中到一起来办一所优秀的学校，这会形成资源的寻租。”马学雷指出。程方平建议，“政府应把优秀教师分配到所有的学校去，让他们在那里当种子。”
县级财政承压
对一些中西部民办教育高地来说，这场改制更是一场财政承压的考验。
杨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教育比例较高的是两类地区，一类是上海、深圳等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另一类则是人口稠密的中西部城市和县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在储朝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占比畸高的地区，往往是因当地公办教育长期投入不足。这类的市县，更倾向加大政策支持，以民办教育来补足公共教育资源的短板。
有“河南民办教育第一城”之称的周口市，近期因“捐献民办校”引发关注。知名民办学校——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下称“淮阳一高”），由校长王业生递请《淮阳一高关于学校捐献报告》，以整体捐献的方式实现“民转公”，宣布整体捐献给当地政府。
两江人民小学的校园。
“淮阳一高”现有本部、二部二个校区，占地260亩。学校现有23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余人。在淮阳，“淮阳一高”堪称明星学校。2005年该校被评定为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十多年来，淮阳一高连夺淮阳中考之冠。淮阳区教育体育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淮阳一高“转公”刚刚起步，相关实施方案仍处于摸索阶段，未来不排除其他民办学校转公办的可能。
长期以来，民办教育是周口市的一张“名片”。早在2001年，周口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加快教育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民办学校在土地、税收、教师待遇等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周口把发展民办教育列为“一号工程”，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当时这些“全国少见”的投资办学条件，吸引了江浙一带的民间资本纷纷抢滩周口办教育，一批本土民办学校也迅速崛起。
大量民办学校落地生根后，周口民办在校生的比例也逐年水涨船高。据了解，周口现有义务教育在校生人，其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462所，在校生达人，占比高达34.2％。仅周口市郸城县的光明中学，在校生就达上万人。
作为民办教育的一座高地，明星民办学校突然转公办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压力。周口市明确了2022年底，全市要完成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在不到2年时间里，要实现在校生规模从接近35％压减到5％以内，周口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按照相关规划，周口将预计保留民办学校40余所，在校学生近5万人；预计购买学位2万多个；收购学校60多所，学位6万多个；关停200多所，分流在校学生8万余人。
对于周口市而言，完成这项任务并不轻松，首要难题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以2020年为例，周口全市教育支出总盘子为120.7亿元，这其中包括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促进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诸多支出事项。而当地一所民办学校的投资额，往往就达数千万元。根据公开信息，周口市将采取政府购买学位、政府收购学校、鼓励转型、规范保留、关停取缔、核减招生计划、清理公有资源等方式，来完成核减目标。比如，对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较高的学校，由县政府分期付款购买转为公办学校。
浙江大学原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曾表示，为什么有些地方占比超过了30％，甚至到了60％，固然有政府不作为的问题以及利益纠葛，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地方的政府财力不够。如果把60％调减到5％，短期内当地政府不可能有这个财力来支撑。
以安徽肥东县为例：据安徽师范大学朱昌等人研究，该县民办初中在校生占比一度高达74.2％，且90％以上的民办初中生就读于县城关镇的民办学校。民办学校主要是面向留守儿童举办寄宿制的学校。“这类学校既不高收费，也不豪华，就是满足了外出务工子女寄宿的需求。”杨东平认为，这类民办学校今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为公办，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认为，一些地区民办教育占比过高，与地方教育治理的理念和具体政策有关。中国的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统筹制度，对于学校的投入、布局、师资配置等等，主要由地方决定。当地政府的教育理念和政策，决定了教育的投入。
随着各地相继划出民办教育的调整比例线，对于一些财政薄弱、公办教育投入不足的县域地区，“转公”的大势之下，是否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冲击？薛二勇认为，对于一个区县来讲，民办教育的占比，决定了将来财政支出的多寡，财政跟不跟得上，需要地方政府作科学决策。
资本如何退出？
“趋势已经不对了。”马学雷已经劝退了一批想找他帮忙引入公办名牌学校联合办学的董事长。在马学雷看来，“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公办学校品牌+民办学校”的办学模式，红利已经消失殆尽。
不少民办校的投资者已经嗅到了政策转变的风向。7月30日，成实外教育公告表示，将以人民币750万元的价格出售其所有的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成都市金牛区成外附小幼儿园的全部学校出资人权益。公告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有关义务教育部分条例的诠释及应用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成实外教育决定将业务策略转移至非义务教育服务。成实外教育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办教育集团，业务主要聚焦学前教育至高中十二年级（“K12”）教育、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
在薛二勇看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转成公办，另一条是设立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益属性是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首要属性，“它有一定的产业属性，但是不允许营利。”受访专家认为，政策会在一定程度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只允许在非营利性学校的空间里来办学。“直白地说，想赚钱的没‘钱’途了。”马学雷说。
5％、15％，这是决定未来民办教育体量的两个关键指标。今年以来，湖南、江苏等多地先后发文严控民办教育在当地义务教育占比，全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5％以下。其中江苏省明确争取用2~3年完成调减目标，全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5％以下，县域内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降至15％以下。这意味着曾经一度逐利而拥挤的赛道，迎来退出潮。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办教育在公办教育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体量。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全国比重34.76％，在校生5564.45万人。
高速发展中，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大型龙头民办教育集团。招商银行的一份名为《民办教育集团发展趋势研究》的报告中梳理出，目前有21家民办教育集团在港股扎堆上市，在美股上市的则有2家集团。这些上市教育集团均形成了较大的办学规模以及较强的行业影响力。例如，枫叶教育集团旗下拥有114所学校。2017年，被称作是国内最大民办教育集团的宇华教育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宇华教育成立于2001年，现有8所幼儿园、16所小初高学校和1所大学，合计25所学校，分布在河南郑州、开封、焦作等9个地市。
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规定之下，中国的各大民办教育集团几乎都难逃政策的“紧箍咒”。退出还是留下，这是一道需要作答的选择题。然而“转公”和“非营利化”的双重政策压力之下，资本究竟该如何清算退出，是摆在政府、学校、出资者等各方面前亟须处理的问题。
目前，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出台了较为具体的对于出资者补偿或奖励政策。例如，温州市清算民办学校财务时，按照先支付遣散、转移在校学生费用，再支付所欠教职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最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各种债务。此外，民办学校终止办学时，如果在清偿完毕相关债务后有剩余财产的，可以返还投资人；如果还有结余，还可以经过政府批准后给予其一定比例的奖励。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本轮“民转公”浪潮，转制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因此，统筹考量、审慎处理至关重要。杨东平近期公开指出，教育新政，首先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保护私人财产，保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即便要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也应该是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做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该补偿的补偿，该赎买的赎买，而不能采取没收充公的粗暴方法，这在一个法制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刘伟、黎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