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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个会，这座城，外媒关注了六十多年
63年前，一名英国展商在印尼《生活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人民的信：“我可以告诉在中国的朋友们，我非常钦佩你们，并祝你们贸易鼎盛，工业发达。中国人民的热忱与勤劳，已产生了值得大赞而特赞的结果，称得上是二十世纪的奇迹之一。”
当时，他刚从广州参加1958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归来。他在信里说：“本届交易会的产品，包括土产和制成品，种类都比上届多，质地也大有改进。每一个人看到这样了不起的进展，怎能不感觉惊奇与羡慕？”
他在信里还称赞：自己能够去广州旅行，是非常幸运，“从深圳到广州是一次舒服的旅行”。
这封信，被1958年12月1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
如今，这名英国人预言成真：中国、广交会和广州，都已成为二十世纪和新世纪的发展奇迹。
第126届广交会。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2007年之前名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1957年，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交易会在广州举行，它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则是：广交会。
60多年来，潮起广州千帆齐进。五洋四海的世界客商云集中国“南大门”，共赴广州之约，共享中国机遇。
60多年来，《参考消息》忠实地记录了海外媒体对广交会的报道，有惊呼，有赞许，有展望，有建议。
“中国通往国际市场的窗口”
广交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筚路蓝缕，开启山林。
美联社在1995年的一篇报道中对1957年的广交会做了回顾：“第一次广交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办的，只有1200位外国人参加，总交易额为1750万美元，交易的产品大多数是中国特产，如丝绸。”
“刚刚开始的时候，交易会的内容很简单，几斤油、几两花生都在那里卖。”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名誉会长叶庆忠先生晚年回忆。
即便如此，广交会依然引起外媒关注。在外媒眼里，广交会是一窥神秘中国的窗口。美国《商业日报》认为，“广交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国通往国际市场的唯一窗口”。合众社则称，广交会为“外国人提供了瞥一眼这个国家的难得机会”。
日本东食公司中国小组组长泽野井启司在给日本《国际贸易》周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到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止，广交会具有向包括日本在内未建交国家商人介绍中国情况的作用”。
在《参考消息》60多年来关于广交会的报道中，不止一次出现“唯一”、“蜂拥”等词汇，外媒对广交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一位多次参加过广交会的驻香港的美国商人汤姆·戈尔曼回忆说，“当时只有这么一个对华贸易小窗口，所以大门一打开，……人们真的是蜂拥而入。”
第6届广交会在起义路1号新建成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开幕。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而彼时的广州，也成为国外了解中国的窗口。整洁的街道、健康的儿童、发达的商业，无不让外国人感到吃惊。广州让他们对新中国有了全新认识。外媒认为，中国正在把广州打造成对外贸易的桥头堡。
1957年，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归国后连续在巴黎《费加罗报》以《1957年的中国》为题发表文章谈访华观感，其中，描述广州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一。
“广州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商业极其发达。可以认为这里的商业顺次分为四级：国营大百货公司；规模不算小的商店和店铺；最小的店铺或货摊；最后是流动摊贩，他们挑着必不可少的扁担贩卖茶叶、零食等等。”广州让富尔得出了“不仅零售商业在中国很发达，甚至所谓‘自产自售’现象也出现了”的印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这是引人注目的”。《参考消息》也如实转载了他的评论与分析。
英国主流报纸《金融时报》的通讯则写道：“来自欧洲、非洲和东南亚的许多贸易商目前正在此间逗留，准备前往中国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交易会。在过去三年中，广州被中国贸易当局用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的地方，目的在于扩大海外市场。”
1959年，已是广交会的第三年，秋季广交会开幕之前，广州已迅速修建好新会址：出口商品展览大厦。法新社当年10月29日从香港报道：“到广州参加交易会的已有14个国家的贸易商的代表。今年的交易会将在广州沿江马路一座十层楼的新建筑——出口商品展览大厦中举行。”
“代表中国贸易威信的高水平”
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广交会吸引的西方国家客商越来越多，已成为民间友好贸易的最大场所。此时的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英国《泰晤士报》1974年报道称，“据香港方面估计，交易会每次的成交额在七亿英镑左右。如果以上估计是正确的话，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二是在广州成交的。”
该报道认为，广州事实上是给中国的技术和农业成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橱窗。通过橱窗，人们能够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技术方面的成就”。而广交会“代表中国贸易威信的高水平”。
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多的商品、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描述几乎贯穿于《参考消息》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刊发的外媒涉广交会报道之中。
1963年，广交会进入第七年，日本东和观光贸易株式会社的椎名庆一对广交会的印象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陈设布置很完整、美观而且很好。他说：“与我的业务有关的商品，如土产、食品等，固然使我感到兴趣，而工艺品的精美，也令人喜爱。”
其他日本客商说，跟中国做买卖完全可以放心，“中国的对外贸易公司有信用，中国的产品品质讲究，中国商品检验局的证书也为人所确信”。
第22届广交会开幕盛况。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当时，尽管中美两国尚未建交，但大洋彼岸的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也关注到了中国的广交会。它在1965年报道说，中国对外贸易有大幅度增长，“数以百计的衣冠整齐的生意人源源前往参加中国的橱窗广州交易会。交易会上摆出的各种各样新纺织品、轻型机械和食品都说明了中国同许多国家的贸易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香港报纸则年年派记者到广州现场采访广交会。《大公报》1966年从广州发回的通讯说：“为了尽量争取多签，有几个早上，在交易会大门还未开启之前，就有一群日本、西欧和其他地区的外商，聚集在门前等候进场了。”
意大利《观象仪》周刊与《大公报》所见略同，它在1969年的报道提到：“从四月十五日以来，也就是从第二十五届广交会开幕那天起，旅馆里已没有一间空房，看来，去年十一月建成的专门供日本人用的最新式的大楼也没法容纳这么多客人。这一次，日本商人又是最多的一次。人们的热情达到了最高峰。”
“那些到市场来买中国商品的人在交易会开幕头几天期间简直是以短跑的速度冲到各个展览馆去，并且把他们的名片‘啪’的一声放在不同的物品之上。在这里人数最多的日本人，跑得最快，几乎把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优先购买下来。”美国《新共和》周刊1973年刊载的坦利·卡诺的《中国日记》中如是描述。
同时期，美国《时代》杂志的文章如此描述：“清晨，顾客们就在这座十层大楼入口处挡住的一条绳子后面排着长队。八点半整，一位工作人员把这个障碍物拿掉，人们就象潮水般涌进去。顾客们跑步通过门道走向电梯；有些比较强壮的人则跳上楼梯，试图赶在人群的前面。这不是在廉价商店抢购连袜裤的拥挤情况，这是广交会今年春季交易会的情景。”
这个时期的广交会，依然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的窗口。意大利《观象仪》周刊1969年从广交会上“工业产品在展览馆里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位置”判断认为，中国巳从一个单纯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生产工业产品的国家。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上世纪70年代，广州为广交会蜂拥而至的外国人日夜兴建的展馆、酒店和火车站为外媒留下了深刻印象，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受到外国记者关注。
德新社在1973年5月的报道中赞许说：“这次春季交易会是1957年来的第三十三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开放的对外政策。在交易会地区，新旅馆、一个更大的展览厅，甚至还有一个火车站正在日夜兴建中。”
第二年，广州火车站修建完工，投入使用。法新社从广州发回报道说，在一年内建成的新的展览大厦，给前来的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商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在距离这个建筑群约八百米处是一座新火车站，也是很大的建筑物，专门为从香港来广州的贸易商和旅游者修建的。
1974年春启用的广州新火车站。图片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从《纽约时报》的记者重游广州后发表的长篇通讯中，可以一窥广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宽阔洁净的街道上，交通秩序井然。身穿草绿色军上衣和蓝色裤子的警察指挥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三轮车。
“如果沿着珠江（它把广州市分成两部分）沿江马路走的话，就能看到有些新的建筑物，最显著的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建筑物一一二十七层楼的广州宾馆，它高耸在广交会的建筑物的附近。在珠江南岸为渔民及其家庭建造了新住宅，而以前他们是住在码头边的舢舨上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彼时的广交会，不仅仅是中国的工业橱窗，还成为外界观察中美关系、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重要风向标。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逐渐解冻，作为民间贸易重要场所的广交会，敏锐体现了这一变化。如日本《每日新闻》在广州的特派记者1972年发回的报道中提到，“（广交会）最大的话题是美国企业参加”。
美国《洛杉矶时报》这一年注意到，广交会邀请了12家美国进出口公司，“中国向美国商人打开了大门”。
报道认为：“中国的邀请，是在尼克松总统去年决定放宽贸易、两国间最近取得和解以及在总统访问北京期间就发展贸易达成协议之后，同美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慎重开端。”
英国路透社报道说，参加广交会的人回到香港时说，这个中国南方城市的气氛平静而轻松。它敏锐注意到：“中国的贸易官员把政治缩减到最低限度。”
在第38届广交会上，客商踊跃进入广交会展馆。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英国《金融时报》1976年年初报道说，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西欧和北美的商人被邀赴会。美国与会者更猛增30%以上。这一数字表明，北京不再坚持在外交关系建立之前只能“逐渐”扩大接触的做法。到1977年，美国在广交会上的订货达到高峰。
美国《商业日报》在1977年的广交会上关注到了两个变化：一是中国在交易中，特别是在讨论进口的问题中比以前更加直率；二是“中国人第一次同意检查他们的药品是否合乎美国的标准”。“这意味着，食品和药品管理处第一次能够检验中国的加工业以确保这些产品适合该管理处的规则”。报道认为，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也有了“极细微的变化”。这两个行动将使美国市场向很有竞争能力的中国产品开放。
英国《泰晤士报》同期发表文章分析广交会和中国外贸对世界的影响。文章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是相当小的，对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仅仅起着有限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对世界市场能比世界主要国家老牌博览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呢？一个原因是在于交易会本身的性质。
“从名称上看，交易会是一个中国出口商品实际成交的场所，不是一个参加交易会的商人为了吸引顾客而展出他们货物的集会。”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它对世界商品市场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增长得都快。”文章认为，彼时的广交会反应了这种趋势。
体现改革开放的强劲脉动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彼时的中国，正在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向科学技术进军，广州这座应开放而生的城市，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改的前列，创下无数个体制机制破冰的“全国第一”，为全国改革探索了宝贵经验。
广州的“先”，从美联社关于广州出现快餐的特稿中，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广交会客流多，节奏快，快餐由此先在广州流行，继而在全国流行。美联社关注到该变化，报道描述，“广州华侨饭店餐厅的门外有一块招牌告诉旅客，为了要满足有急事的客人需要，特别是在广交会期间，该餐厅只供应快餐。快餐内容有茶，汤，鱼、鸭、炒蛋等的冷拼盘，米饭馒头不限，一共只要三元钱。中国的快餐与美国的有一些不同——中国快餐有营养，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中国快餐与美国的比较，一点也不贵。”
美联社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1979年春季广交会开幕之前，适逢中美建交。广州同意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广州日报》上为产品刊登广告，以配合广交会。而在当时的中国，刊播广告的媒体屈指可数。1979年也通常被看做是新中国广告业的元年。
这一阶段的广交会体现了中国外贸的阶段性变化：出口由早期阶段的初级产品逐步转向潜在利润较大的加工和科技领域。路透社报道称：“中国人看来已懂得自己利用他们的资源的价值，他们现在拿出的是制成品而不是原料。”
变革的时代，变化远不止于此。外媒也乐于从广交会上观察中国的变化。
法新社注意到：广交会的形式日益灵活和多样：可以分期付款，或者其它形式付款。可以用外币成交，这是“因为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开始执行了新政策”。
该通讯社说：“许多商人，特别是香港商人，就开办联合企业问题正在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预料这种联合开办的工厂大多将设在广东省”。
1979年，参加广交会的客商多达三万八千多人，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交会提供了四万种商品，包括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著作、漂亮的旗袍和根据外国的要求设计的纺织品。
这一年，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中国将利用增加的收入，来帮助支付为实现现代化计划而大量进口的外国设备和技术。最近实行了至少五种形式的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
广交会开幕前，广州各大旅馆的房间全部订满。历史悠久的广交会青春不老，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众所周知的标志。
第50届广交会开幕现场。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媒关于广交会和广州的报道，透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和改革开放的强劲脉动。
南斯拉夫《经济政策》1984年载文说，中国在广交会上展示了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长城-100”，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跨进了世界现代技术的行列。中国掀起的技术革命浪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外开放政策使合资项目不断增加；中国领导人以巨大决心承担起国家未来的责任，进行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日本一家媒体记者1988年这样写道说：“珠江两岸，高楼耸立；在最繁华的人民路上，建起了7公里长的高架公路；建筑工地目不暇接；超豪华大饭店一座接一座开张营业。广州交易会对面的东方宾馆，是我1979年到广州时住宿的地方，如今它已扩大了4倍。广州兴建了新的高架公路、新的珠江大桥、隧道和环城公路。广州市政府已就地铁线路开始广泛征求市民意见。”
第56届广交会举办时，广州火车站夜景。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到上世纪末，经济改革已使广交会规模空前，虽然广交会不再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的窗口，但其依然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美国《商业日报》认为，广交会能使外国商人“估测中国贸易的最新趋势”。《环球邮报》说：“广交会击败了所有的交易会。……尽管世界上有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但是利用广交会仍然是洽谈生意最方便的方法，而且在这里的洽谈总能做成较大的生意。”
第76届广交会展馆外景。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中国对外贸易中极其重要的洽商场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启与世界深度融合的模式，共享机遇、共同成长，广交会继续扛起“中国对外贸易中极其重要的洽商场所”这一重任。而彼时的广州，则被看成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12月报道说：即使你不想买东西，广州也值得一去，去领略中国经济引擎的内部构造。
该刊说：“从北京路购物步行街往珠江方向去，大约有数英里的路程，每到一个拐弯处，你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从未见过的贸易新区。轴承街后面就是印刷街，再后面是纽扣街，然后是纺织街。就是这种商业活动把中国建设成了全球经济发动机。虽然这类交易现在已有很多移到了网上进行，但是在中国很多城市，特别是广州，它仍然欣欣向荣，充满了活力。”
处在中国经济引擎之中的广交会，见证并参与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跌宕起伏。
第90届广交会夜景，南广场内车水马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2006年，中国决定从第101届开始，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字之差，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广交会的特色更“广”。
2009年，外媒通过广交会观察到中国经济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持续关注广交会多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世界最大的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大批买主。在面积相当于纽约帝国大厦5倍的交易大厅里，各国的批发商们忙着拿宣传册子、交换名片。这种景象终于让中国的出口商们相信，销售真的开始反弹了。”
其他外媒则通过观察广交会探讨中国经济复苏的原因：创新、替代、多元……这一年的《南华早报》观察到，面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广交会上的中国制造商致力于创新，一家潮州企业“将目光对准了国内市场，因为只有3%的中国家庭使用智能坐便器。公司人士说：我们明年将推出新产品，把坐便器与手机应用连接起来，报告每周的马桶使用时间等信息，并提供健康建议。”
2008年10月18日，广交会机械设备展区一角。来源：新华社 刘大伟/摄
美国麦克拉奇报业集团2008年对当年的秋季广交会进行了报道，认为正是市场多元化帮助中国抵御了经济危机。它说：“今天，中国只有一半的出口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其余的流向南非、俄罗斯、印度和中东等新兴市场。因此，在危机中，有些工厂可能受很大影响，有些则安然无恙。
“在广交会现场走一走，你就能深刻体会到中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在那里可以看到阿拉伯商人、俄罗斯客户、德国中间人和苏丹进口商。人们用十几种语言交谈。翻译供不应求。”
2020年，广交会采取“云端”方式，在网上开幕，以弥补新冠疫情造成无法面对面交易的缺憾。
广交会吸引全球买家的这种新形式，海外媒体纷纷给予好评。彭博新闻社认为这是广交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试验。中国视频直播文化的流行也是广交会组织者走向线上方式的原因之一。香港《星岛日报》评论说，中国举办网上广交会，表明推动外贸发展、开放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不会改变。
六十四年间，广交会记录了中国外贸前进的脚步，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外贸发展史；六十四年间，有着“千年商都”之称的广州，依然以开放的姿态迎八方来客；六十四年间，《参考消息》作为特殊“窗口”，也一直关注着广交会，伴随着广交会。
随着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广交会将会迎来新的变化，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广州，也正紧抓创新与消费，集聚优质资源，高水平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品牌集聚地、时尚潮流引领地、中国制造展示地、岭南文化传承地、消费创新策源地，努力服务并全面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
（原标题：这个会，这座城，外媒关注了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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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思义：“共同富裕”将让中国人“更加富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对“共同富裕”一词的论述，引起中国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大讨论。当然，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目标，它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包括确保改善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政治稳定，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共同富裕政策在中国国内受到广泛欢迎。不过，讨论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上。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从发展经济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政策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共同富裕是分析1978年后中国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极为有力和独创的方式——更广义地说，这是一种关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议题。
而批评共同富裕政策的美国人士诸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以及附和他们观点的某些中国人，均被中国和美国发展事实打脸。他们的观点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与经济学理论相违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套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框架也是如此。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我们评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因为乔治·索罗斯等人在中国境外批评共同富裕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中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消除社会不平等”。这种观点是美国对华“新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批评共同富裕政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附和；
其次，尽管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目标，但它当然必须符合经济逻辑——损害经济的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
第三，一个较次要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问题是，所谓“共同富裕政策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的说法，不过是试图阻止外国投资流入中国。尽管这些的企图注定会落空，但驳斥这样的说法也很有必要。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
（1）共同富裕与长期经济发展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
（2） 1978年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所催生的不平等问题有望被共同富裕政策解决；
（3）论述共同富裕政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与反对这一政策的观点中所蕴含的理论和事实错误——将特别以美国的情况来进行比较；
（4）索罗斯和其他一些美国人为何要运用错误的观点抨击共同富裕政策，以劝阻外国企业不要在华投资的动机。
是谁在对共同富裕政策说三道四？
对共同富裕政策最尖锐的批评声音来自美国，尤其是以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为首。索罗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抨击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在中国设立投资基金的决定。他特别指出，共同富裕政策会对外国在华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提出的‘共同富裕’计划，旨在通过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来减少不平等。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好兆头……现在向中国投入数十亿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可能会让贝莱德的客户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会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
乔治·索罗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看重索罗斯论点的人首先应记得，虽然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顺风顺水，但他在共产党领导或曾经领导的国家的投资记录堪称灾难。比如，在俄罗斯亲西方势力的建议下，索罗斯参与了俄罗斯国有电信企业Svyazinvest的私有化竞标，结果损失惨重。笔者对此知之甚深，是因为当时笔者被投标者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聘请来评估这项私有化竞标——我得出结论，基于纯粹的经济/商业评估来看，这项投资得不偿失，甚至可能损失惨重。但索罗斯混淆了政治和经济，继续参与了亲美势力的竞标，结果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索罗斯后来称，这是他做出的最糟糕的投资决定。
美国攻击共同富裕政策的声音，得到中国内部少数边缘人物如张维迎的附和。张维迎认为，若中国失去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恐将走向“共同贫穷”。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索罗斯和张维迎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攻击完全违背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理论——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问题
要从经济角度认识共同富裕政策的正确性和惊人的独创性，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续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马克思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更为精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政治权力将由工人阶级掌握，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这显然构成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这种结构对收入和不平等有着明显的影响。由于不仅存在国有财产，而且也存在私有资本，因此，资产阶级从私有资本中获得地收益也将同时存在。马克思基于此得出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国有部门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将仍然存在。这直接催生了需要推动共同富裕才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分析与社会主义发展过渡时期的影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财产性收入转向劳动性收入，显然是提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是众所周知的。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晚期作品之一《哥达纲领批判》，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随后陈述了其著名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目标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但马克思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阶段，应按劳分配，而非简单的按需分配。正如他指出：
“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写的是“等价交换”。因此，这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马克思指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正如下文所示，这反过来又与我我们所讨论的共同富裕问题直接相关。
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遗憾的是，按需分配只有在社会主义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才可能实现，而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即众所周知的“按劳分配”，是中国分配制度的指导原则。但应当指出的是，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并不能明确处理那种来源与之完全不同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源自私有资产的那些收入——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析中，所流露出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政治经济特征的叙述，那么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就更加清楚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马克思在其后的作品中始终如一地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39页。]
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基于劳动分工/社会化的最高发展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社会主义过渡所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见马克思1867年所著的《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30页《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所分述的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的基本框架内，马克思当然设想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最先进生产力的总体历史发展。但他并没在理论上构想，只有在所有生产全面社会化之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俄罗斯、中国、越南、古巴等——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但城市生产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所有的农业，并非基于社会化生产。也就是说，经济的一部分基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另一部分基于中小型生产。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发生在所有经济部门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之前。
正如斯大林就此指出：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见斯大林1951年11月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章节：/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51/economic-problems/]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还是从事实角度来看，当最先进的经济部门由社会化生产构成，但城市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以及几乎所有的农村经济，都不是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时，工人阶级将掌握国家权力。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可以看出，这对共同富裕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形成影响，并且显示经济、社会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简要总结这些基本的经济观点，以及弄清楚它们与共同富裕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析：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一步一步”显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框架内，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国有财产外，资本财产也会存在，所以资本财产收入也会存在。
·当经济的某些部分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而经济的其他部分则以相对非社会化的生产为主导时，会发生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按劳分配，而不能按需分配。
当然，这些特征构成了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所采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表明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分析。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并与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联的教训：追求“一步到位”埋下隐患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经济结构必然会催生不平等问题——无论是1978年以前，还是1978年以后。这个问题与1978年后社会主义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速有所重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崩溃，经济也遭受失败。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同经济结构，直接关系到社会不平等问题和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理念的有效性和独创性，有助于纠正以前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问题所产生的错误答案。
我们首先分析1978年以前发展阶段。众所周知，虽然1949-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并非完全照搬1929年后苏联体制，但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共同之处。特别是，与1978年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1978年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最终实现了国家所有制，不仅拥有最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部门，而且拥有极为广泛的城市经济部门。同样，在农业上实行的政策是农村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而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个人化）。这与1929年后的苏联体制类似，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经济都被纳入了国有部门，农业被集体化。也就是说，在1929年后的苏联体制中，经济国有化并非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一步一步”进行的，而是一步到位。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图片来源：网络）
1929年后苏联制度有一定的的合理性，这其中涉及具体的地缘政治因素，出于军事原因，这一制度是必要的。苏联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打击威胁——纳粹德国在1941年发动了军事打击。因此，有人认为，一切都必须让路于尽快创建军事重工业的必要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尽快实现经济国有化——确保优先将压倒性的资源投入军事工业。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点——列宁有一句名言“政治必须优先于经济”。1929年后苏联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确实导致了以军事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快速增长，并帮助苏联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
但这样的地缘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1929年后苏联经济制度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精确地说，1929年后整个苏联经济快速地基本上100%国有化。在经济层面来看，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极左行为。也就是说，苏联当时打算一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甚至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应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而非一步到位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那么在成功击败德国法西斯后，苏联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苏联的答案是延用1929年所采用的基本上100%国有化模式，而非1978年后中国所采用的，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制度。这必然将对苏联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这一决早就了相对“自我封闭”的苏维埃经济，而非试图让苏维埃经济融入界贸易体系。这一政策也背离马克思所作的“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分析——全球化恰恰是生产社会化的最高发展形式之一。从二战后的长期经济影响来看，艻联采用的这套政策组合拳显然是大错特错。
为便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苏联政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图1为大家呈现被视为二战后重建时期的结束的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年）中国、苏联、美国GDP比较。在此期间，苏联GDP增长220%，高于美国（154%），但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7%）。可以看出，同期中国经济增速（224%）略高于苏联。1949-1978年中国所取得的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堪称奇迹。尽管按照国际标准，其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稍逊色于社会成就，但中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工业化的经济基础。
图1
二战后苏联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经济增速甚至低于美国（见图2）。总之，1929年后苏联延用的基本上100%国有化和自我封闭模式，最终导致其经济遭受重挫。归根结底，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失败导致苏联解体。
图2
总结这种100%国有化和自给自足的苏联经济模式，它只对德作战的短期（12年）内取得了成功，但这种只适用军事主导的模式不足以应对二战后长达数十年的反美经济斗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Genady Zyuganov）在2008年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替代政策时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那么苏联就不会解体。”
中国的经济体制创新从未停止
图1清楚地反映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苏联GDP比较。1978年后，中国并未照搬100%国有化和自我封闭型的苏联模式，转而采用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模式，这帮助中国经济增速远超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到1990年，也就是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国GDP较1950年增长767%，美国则为299%，苏联为290%，世界平均水平为409%。简而言之，1978年采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后，中国取得了世界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1978年后的新经济政策和结构，不仅使中国免于犯苏联的经济错误，而且帮助中国经济增速远快于任何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
这些事实具有明确的意义。因此，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至关重要。推翻这一体制，以及回归1978年前的经济结构，更不要说照搬苏联体制，都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正如下文所示，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催生了不平等问题，共同富裕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在论述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不平等等具体问题之前，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诸多重大历史事实就至关重要——这些事实在过去50年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由于中国取得显著成就，西方一些圈子正试图否认中国在1978年所作的重大经济政策变化。这种行径实乃大错特错。如下文分析所示，从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以来，中国的政治结构保持了连续性。但1978年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放弃1929年后苏联维持的经济模式，转而实行更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经济制度。事实上，邓小平和陈云在1978年后提出的关键经济理论，推动中国建立了一个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分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这些政策帮助中国取得世界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而且这种堪称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是经济实践中的创新，并在经济理论上回归马克思主义。
正如习近平就1949年后中国的两个发展时期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之《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概括来说，1949年后的中国：
（1）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权力和领导作用始终保持着连续性；
（2）从1978年起，经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是，1978年后所采用的新经济政策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理念解决的社会问题。
“平等而低效”VS“高效却不平等”
我们现在从宏观经济过程转向评估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再次评估经济基本面——特别是不同阶层消费的收入来源及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来看更为明显，但也可以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催生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不同。工人阶级的收入来自工资；到目前为止，占小资产阶级最大比重的农民收入来自销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两个阶层占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这里称为普通人口。但这两个阶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劳动中获得收入——工人阶级通过出售劳动力换取工资，小资产阶级通过出售劳动产品获得收入。因此，不管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两者都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与此相反的是，资产阶级的收入来自财产。用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资产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得收入。
如上文对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分析，其必然会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影响。特别是1929年后基本上100%国有化的苏联模式，以及1978年前大部分时期（1949年后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初期）的中国模式，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不是主要问题。收入不平等可能也确实存在，但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里，收入不平等远小于财富不平等。因此，与存在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相比，基本上100%国有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模式——长期发展效率相对较低，但其经济结构使其社会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1978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压力。这导致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极左分子形成一个错误的观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享有的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样的观念不必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曾强烈驳斥这样的观念。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将生产力更快于以前——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享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生活品质，而非增速更慢、生活品质更低，但更平等。
与此相反的是，1978年后推行经济改革的中国创造了一种更接近马克思设想的经济结构，这帮助中国成为人类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这种结构是由工人阶级掌控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既有重要的国有经济部门，又有非国有部门相结合组成。因此，1978年后所采用的这样的政策，必然意味着纠正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极左错误。但这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解决的问题。
不平等有利于发展经济？大错特错！
然而，随着1978年后实质上的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阶级重新出现，财产收入问题必然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相反，随着资本收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便衍生了一个问题：资本收入用途会否同样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与美国一些人物，特别是索罗斯对共同富裕的攻击相重叠，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个问题一并分析。综合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考虑，再与美国近期发生的情况进行对比，索罗斯的双重谬误显而易见。
但一切要从事实出发！索罗斯和类似的观点显然认为，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因此，不平等有可取之处。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近期发生的情况，清楚地驳斥了这一点。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上升。1974年，美国50%的底层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9.8%，2019年这一比重降至13.3%。同期美国1%的最富有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10.4% 升至18.8%。至于财富方面，同期美国50%的底层人口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从2.1% 降至1.5%，美国1%的最富有者这一比重则从 23.7% 升至34.9%。
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就同期经济增速而言，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3.1% 降至1.7%。不平等加剧与经济增长变慢不无关系，反之亦然——这与索罗斯的观点正好相反。
经济的前途取决于“如何花钱”
美国经济的这些现状在理论上很容易解释，这些问题也显示出为何共同富裕政策是有益的。马克思固然在《资本论》第二卷已经再用最简洁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但这些数据同样也清晰地遵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指出，根据花在消费上的收入用途，消费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必要的消费，这维持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用技术性术语来说，它允许工人阶级自我反哺，即不仅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抚养孩子等。购买能力来自普通民众的工资和其他收入。这一必要的收入和消费将决定历史进程——随着收入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繁荣。它可能被粗略地认为相当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平均或普通收入。但其定义特征是，这种消费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农民的个人工作、城市自营职业者等。与此相反的是，根据定义，资产阶级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财产——在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
这种财产收入可以用于两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
（2）购买奢侈品。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产阶级阶级的消费”。有必要指出的是，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奢侈品消费”不仅仅是购买“奢侈品”（跑车、皮衣等），还是用财产收入购买的一种消费项目，而非生产性投资。在共同富裕下所表现出来的次要特征，如炫耀性消费、过度的“名人文化”等都源于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基础。
但是，财产收入两种不同的用途，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投资是生产性投入，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经济体系都需要投资。但奢侈品消费既非生产投入，也非经济增长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财产收入部分，都会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入。
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只要资产阶级将其财产收入用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履行任何社会所必须的投资功能。然而，一旦资产阶级沉溺于奢侈品的消费而不再投资于生产，那反而是在不断消耗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众消费占经济比重，或是用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财产收入用于投资将惠及任何经济体系，用于奢侈品消费则不利经济增长。
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消费将为零，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可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将存在，尽管它不能掌握国家权力。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它除了进行合乎逻辑的投资外，还会进行一些奢侈的消费活动。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之前，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尚无法完全消除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这种现象，只能将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经济原则甚至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在世界排名最高——如果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那么丹麦为82%，芬兰为81%，瑞典为79%。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去市场调节经济体诸如美国或英国。
但“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恰恰建立在将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投资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区别上。这种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奢侈品消费和不平等，同时允许资产阶级进行高水平投资。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将财产收入用于投资被视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用于奢侈品消费则被视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分配的最大压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给民众的一般消费（通过税收等），要么投资于经济发展。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完全遵循了马克思设想的分配理论——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而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
这一框架清楚地说明了为何美国的不平等加剧令经济增长放缓而非更快的原因。美国财产收入占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私人企业的净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21.0%升至2020年的24.6%。但是，这一不断增长的财产收入并未用于投资——同期私人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从21.8%降至17.8%。也就是说，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财产收入用于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则有所上升。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中，私人而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机制迫使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相反，增加的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可以用于奢侈品消费。
根据美国具体事例作的实证调查表明，美国资产阶级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的现象愈演愈烈，源于美国企业股息支付有所增加的根本机制——要想将这种机制改为其他机制，只能是设想罢了。美国企业股息支付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1.9%升至2020年的5.2%。从抽象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单个企业的此类股息支付本可以用于对其他公司的生产性投资，但私人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的事实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在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美国企业分配给美国股东的股息显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奢侈品消费。因此，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财产收入占美国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和不平等加剧，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加速。
由于这段时期的美国经济放缓与里根之后的“去管制化”政策有关，因此，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观点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自由市场机制和放松管制与美国不平等加剧和经济放缓有关。
显然，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关。奢侈品消费并非生产性投入，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是一种浪费。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或两者兼而有之）购买提高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和对社会有益的资源，也可以用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唱衰“共同富裕”：资本大鳄苦心经营的政治宣传
最后，这些问题还与外国投资中国的问题重叠。因此，索罗斯和其他人抱团唱衰中国，以吓阻外国对华投资。但外国企业无视索罗斯的建议采取的实际行动，为“事实胜于雄辩”这句格言，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事实是，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虽然美国政治媒体和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少数美国经济人物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尽管这并非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但它增强中国社会凝聚力和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实力，也将使中国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这与美国的冷战战略背道而驰。正是因为中国已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索罗斯才频繁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撰文唱衰中国，以吓阻外国对华投资。
但是，如上文所述，经济分析表明，共同富裕和降低奢侈品消费占经济比重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正是因为索罗斯从根本经济观点出发是错误的，他的主张被美国经济的事实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行为所驳倒。
共同富裕引起大讨论的全球宏观经济背景是——中国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而美国却深陷疫情泥潭，这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
为避免2020年疫情数据失真，将以中美这两年期间的GDP数据进行比较：从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4%，美国经济增长2.0%。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美国高9.4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8.2%，美国经济则将增长29.0%——中国经济增速将是美国的两倍多。
鉴于中国自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速度远快于美国，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磁石——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被视为美国最顶尖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7月份得出结论：“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随着中国继续引领全球从新冠疫情的不利经济影响中复苏……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正在加倍……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下降近五分之二，但中国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增长了10%以上，达到2120亿美元。因此，2020年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达到四分之一，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几乎是2019年份额的两倍。
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加速，第一季度达到980亿美元，几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流入的三倍。因此，中国今年的直接投资流入总额几乎肯定会达到历史新高……
对中国的投资组合流入也在激增。今年迄今为止，股票投资者已经买入了约350亿美元的中国在岸股票，比2019年高出50%。今年迄今为止，外国对中国政府债券的购买量甚至更大，达到750亿美元，也比2019年高出50%。”
以截至2021年7月的最新数据为例，外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36%。
鉴于这一世界形势，美国企业自然准备加大对华投资。正如彭博新闻社其2020年9月发表的题为《华尔街也想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共同基金行业分一杯羹》的文章中指出：“40多家跨国企业企业已经成立了合资企业……贝莱德上个月获准在中国设立全资共同基金企业。先锋集团与蚂蚁集团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并表示正在申请共同基金许可证。瑞银集团表示，其正考虑在华扩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此，今年，美国顶级企业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宣布为一支新基金筹集10亿美元，用于对华投资——该基金决定提前开始运营，“以便更快开始投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也一直敦促加大对华投资。外国对华投资激增，显然与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的企图相矛盾。这解释了乔治·索罗斯为何罔顾事实攻击这波投资流的原因。
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政策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这就是索罗斯劝阻外国对华投资的企图落空的原因。他只是在发动政治宣传，相反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的经济论据来印证他的观点。以宣传而非经济现实为基础的企业当然会遭受重大损失，就像索罗斯之前投资俄罗斯国有电信企业Svyazinvest损失惨重一样。
打击“财富至上”将给中国经济创造更多“财富”
上述分析印证了共同富裕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它的独创性。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经济结构问题和不平等密不可分，但它们也衍生出了两种错误的解决方案，共同富裕则能解决这种问题，且能提供一种合乎逻辑的替代方案。
（1）极左分子认为，为了避免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应该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的1929年后苏联模式——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观点。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肯定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其中原因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出于已经概述的主要经济原因，这也会导致苏联式遭受经济失败。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分担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但如果回归苏联模式，那么则将意味着“平等分担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经济增长放缓，生活品质相对较低，这反过来会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通过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经济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极左经济解决方案，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此不会被接受。
（2）有必要指出的是，回归基本上100%国有化经济将会损害经济。极右分子认为，尽管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中国“资产阶级”不受管制的“疯狂”发展应该被接受，就如美国模式一样。如果真如此，那么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公然炫耀财富，过度张扬名人效应，将金钱视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等——这样的结果不仅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而且出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因，也在经济上效率低下。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财产收入将从投资转向过度浪费性的奢侈品消费。因此，这种极右解决方案也是不可取的。
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符合社会政治理想目标，从根本上讲，是合理利用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不会被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入用于有益的经济生产将受到大力支持。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其部分财产收入将不可避免地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投资。但这种奢侈品消费应该最小化——这也意味着在大众舆论和政治政策方面，它将被视为不受社会欢迎，也不会受到赞赏。基于上文分析，这既符合社会需要，也能提高经济效益。这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理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本文将重点放在共同富裕经济层面，以及驳斥攻击共同富裕政策的错误观点，并非因为笔者认为经济层面才是最重要的。相反，作为中国“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共同富裕所涉及的远远不止经济问题。
同样，像索罗斯这样的观点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是这样的言论经不起推敲。索罗斯的观点令人厌恶有如下几个原因。索罗斯公开反对“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显然，他认为财富应该集中在富人身上。首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这令人反感；其次，如下文分析所示，这在经济上是低效的；第三，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荡——美国近期内政动荡不稳就是明证。
此外，很明显，本文所谈及的政策问题并非中国政府目前处理经济结构方面处理所面临的唯一的主要问题。重要的是要看到针对引发负面影响的私人垄断、处理导致社会分裂的私人教育机构、大数据使用监管不力等采取的有效行动。但是，就经济规模而言，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将用于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消费，而非用于有益的经济投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此外，中国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许多其他负面特征也都可以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被定义为“奢侈品消费”的形式，或者是奢侈品消费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中国社会正在反思资本推动的“消费主义”热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再回顾上文给出的美国案例。1974-2020年，美国企业未用于投资的股息支付占GDP比重为 3.3%——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约为7500亿美元。如果将其重新分配给美国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作必要消费，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将增加逾5700美元——这将大大提升美国普通家庭生活品质。或者，将这种奢侈品消费重新分配到固定投资，此举将会使美国总固定投资增加15%，净固定投资增加68%，这将大幅提高经济增速，进而提升美国人民生活品质；或者，可以同时增加民众消费和增加投资。
总之，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减将资本收入用于奢侈品的消费，而将其用于投资，都是亟待解决的经济议题——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同样，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媒体将其与斯堪的纳维亚收入和财富分配使用模式进行比较并非不合理——但在中国，这当然是基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而且既符合经济发展事实，也符合经济理论。
共同富裕恰恰为分析1978年后中国经济结构中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框架。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从所处理的实际问题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既具有惊人的创新性，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并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利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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