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一单一结,悬赏任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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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骗子、假先知们一夜暴富背后区块链是回归互联网本来意义的唯一希
＊编者按：本文来自公众号机器之能，编译：张震、Edison、Rik，36氪经授权发布。
这组词序并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让它们有价值的地方在于，这个词序是由一个被称为 MetaMask 的软件专门为我一个人生产的。
用密码学（cryptography）术语表达，就是助记词（seed phrase）。
这组词汇读起来感觉毫无连贯性而言，却可以转变成一把钥匙，打开数字银行账户，或者进行在线认证。
而且只需几步就完成了。
电脑在屏幕上告诉我要保证我的助记词的安全：写下来或者放在电脑上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匆匆的将 12 个单词写在便签纸上，然后点击了一个按钮，就变成了 64 个看起来毫无规律可言的字符：
bb14e71de6af95a63af3790d6b41b1e719dc5c66
这在密码学中被称为「密匙」：这是一种身份验证的方式，但与现实生活中拿钥匙开锁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我的助记词每次都可以产生准确的字母顺序，但如何对钥匙的初始词组进行反工程尚不可知，这就是为什么将种子词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密匙的字母会进行两次的转变，创造一串新的字符：
0x6c2ecd6388c550e8d99ada34a1cd55bep052ad9
这一串字符就是我的以太坊（Ethereum）区块链的地址。
一
在过去一年间，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值增长了超过 1000%，以太坊与比特币属于同一类货币。
以太坊拥有自己的货币，最著名的就是以太币，但这个平台不仅拥有钱，它的范围更加广泛。
你可以把的以太坊的地址看成类似银行账户、邮箱地址或者一个社保号。
目前，它在的电脑上就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符，但只要我想进行任何的交易，比如参与一个众筹活动或者进行一个在线的公投，这个地址就会传给出一个临时的计算机网络，对交易进行验证。
验证的结果会再一次传到更大范围的网络，会有更多的机器进入一种竞争的状态，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胜出者会单独对这笔交易进行记录，在以太坊的历史上，每笔交易都进行了规范的记录。
因为这些交易都是通过一种有序的数据「块」进行登记，所以这个记录就被成为区块链。
完成整个交易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体验与平常的网络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从技术层面来看，确实相当的神奇，有一些东西在 10 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在不依赖传统机构建立信任的情况下，我成功的完成了一笔安全交易。
没有中间商；没有社交媒体网络收集我本次交易的数据以便更好的进行广告的精准推送；没有信用机构跟踪这次活动以便进行经济可信状况的建构。
是这个平台让所有的这一切成为了可能吗？
不过，没有人拥有这个平台。
没有风投资本家投资以太坊，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公司。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以太坊比任何一家私营公司都更加的民主。
没有专制领导的咆哮。
只要加入这个社区，做一些工作，你就是在帮助驾驶以太坊这艘航船。
同比特币以及其他大多区块链平台一样，以太坊更像是一个蜂巢，而非一个正式的实体。
它的界线很模糊，是一种扁平化的等级制度。
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蜂巢中，有一些人通过他们的劳动，所积累的账面净值已达到数十亿美元，2017 年一月一日，以太币的价值只有 8
美元，而一年以后，这个价值就达到了 843 美元。
对于这种转变，你可能会是一种蔑视的态度，觉得不值一提。
毕竟，比特币和以太币价值失控性的增长绝对是非理性蔓延的典型案例。
这种神秘的技术突破目前看起来与登录网站进行信用卡还款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样一种技术呢？
但这种蔑视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
从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学习到了一件事情，这种软件架构看似神秘，可这种技术一旦发展成更加宽泛的计算，则会释放出深远的力量，影响全球。
如果邮件标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予以采用，将公匙和密匙作为一种默认设置，从索尼到 John
Podesta（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竞选总干事）的每个人都将不会再受到大规模邮件被黑的困扰，数百万的普通用户也不用再身份盗用的问题。
如果，万维网的发明人 Tim Berners-Lee 在最初的标准中采纳定位社交身份协议，今天我们可能就没有 Facebook 了。
以太坊这类区块链背后坚定的信仰者认为，分布式的信任网络是软件架构的一个进步，历史一定会证明它的伟大意义。
这种期望进一步推涨了加密货币的价值。
但是，比特币泡沫很可能最终会成为区块链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狂欢。
很多追捧者认为，对这种新技术的期许并不在于到取代我们现有的货币，而是取代我们当前对互联网的观念，同时将网络世界拉回到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体制。
如果你相信这些追捧者的言论，区块链就是未来。
但这也是一种回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
二
在无限的资源和全球连接这种乌托邦梦想的激励下，在过去的这些年，互联网似乎变成了一个替罪羊：成为了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俄罗斯黑客在 Facebook 上利用虚假新闻瓦解了民主体制；推特和 Repit 上仇恨言论肆虐；极客精英们的巨大财富使得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
对于我们很多在互联网初期就开始使用网络的人来说，最近的几年让我们有一种堕落之感。
互联网本来承诺成为由大量小报、博客、自建的百科等新媒体；二十世纪主导大众文化的信息巨头本应该让位给更加去中心化的体制，一种合作性的网络而不再是一个具有等级制度的传播渠道，反映出互联网本身的点对点架构。
然而今天的网络不再是乌托邦，充斥着金融泡沫、垃圾信息和无数的其它问题。
但是，人们总猜想堕落的背后隐藏着进步
去年，这样的侥幸最终坍塌。
在互联网，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的事物。
不同之处在于，批评的声音更多的是来自以前对网络极度推崇的人。
「我们想要对互联网进行修补，」Walter Isaacson 说。
他是乔布斯传记的作者，这句话是他在川普当选几周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
「经过 40 年的发展，互联网开始腐化，不仅仅是互联网还有我们。
」谷歌前战略官 James Williams 告诉《卫报》：「注意力经济的活力正结构性的危害人类的意志。
」
纽约顶级的风投公司 Union Square Ventures 的管理合伙人 Brad Burnham 在博客上抱怨数字时代的准垄断所导致的额外危害：
「在 Facebook 无差异化的内容洪流中，出版社发现自己正变成商品内容供应商。
谷歌搜索算法的一个微小变化就能导致一家网站财富的流失。
当亚马逊决定在中国直接采购商品并重新规划自己商品的需求时，制造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销售下滑。
」（Burnham 的公司投资了我在 2006 年成立的公司；等到 2011 年公司被出售时，我们之间并没有财务关系。
）
甚至是网络的发明人 Berners-Lee
也写了一篇博客表明自己的忧虑，以广告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创造了一种环境，「让人震惊或者专门为吸引偏见所发布的虚假信息，像野火一样在网络上肆意传播。
」
对于大多数评论家来说，解决这些巨大的结构性问题的办法就是，要么提出关于这些工具危险性的新忠告，比如掉我们的智能手机，让孩子们远离社交媒体，要么只能借助于强有力的监管和反垄断手腕：使科技巨头与其他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行业（如早先的铁路或电话网络）一样受到审查。
这两个想法都值得赞扬：我们可能应该制定一套新的习惯来管理我们如何与社交媒体进行互动。
看起来像 Google 和 Facebook 这样强大的公司就应该像电视网络一样面临相同的监管审查，这完全是明智的做法。
但这些干预措施不太可能解决网络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
毕竟，在上世纪 90
年代不仅仅是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质疑微软的垄断权力，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软件和硬件，比如网络、开源软件和苹果产品，这些都破坏了微软的主导地位。
以太坊（Ethereum）这样的平台背后的区块链布道者认为，软件、密码和分布式系统方面的一系列先进技术，有能力解决当今的数字问题。
比如，在线广告的腐蚀性激励机制；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的准垄断；俄罗斯的误报运动。
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的发明可能会比任何反垄断规则更有效地挑战科技巨头的霸权。
他们甚至声称，为资本主义的赢家通吃模式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而不会把财富不平等推到了强盗贵族时代以来没有见过的高度。
这一补救措施在任何普通科技消费者了解的产品中都尚不可见。
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进入主流认可的区块链项目就是比特币，但它正处于一个投机泡沫中。
这场泡沫使得连上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 IPO 热潮看起来都只能算是邻居的车库拍卖。
这里存在着困扰所有试图理解区块链人的一个认知冲突：这场很可能发生的革命的潜在力量正在被它所吸引的人群积极地削弱，这群人是名副其实的骗子、假先知和雇佣兵。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些追求开放和去中心化网络的技术专家们发现自己被一群想一夜暴富的机会主义者所包围。
问题在于，泡沫破灭后，区块链的真正承诺能否持久。
三
对一些现代科技史的学生来说，互联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剧本。
就像 Tim Wu 在他 2010 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总开关」那样，所有主要的 20 世纪信息技术都有一个相似的发展模式。
从一开始爱好者和出于好奇心和社团的玩具，到最后终结于跨国公司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持续关注。
Wu 称这种模式为周期，至少在表面上，互联网以令人信服的准确度符合这样的周期。
互联网最初是由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项目和业余爱好组成的大杂烩。
但万维网首次进入大众想象中的 20 年后，它在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也间接地从苹果公司——这些在资本主义史上最强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中诞生了。
区块链的倡导者并不接受这一周期的必然性。
他们认为，事实上，互联网的根本比以前的信息技术更彻底地开放和分散，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坚持这种根本，它本可以保持这种状态。
网络世界就不会被少数信息时代的巨头主宰；我们的新闻平台也不会这么容易受到操纵和欺诈；身份盗窃将远不这么常见；广告收入也将分布在更广泛的媒体领域。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将互联网看作是相互堆叠在一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就像考古挖掘中的地质层一样。
其中一层是由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开发的软件协议组成的，并在 90 年代达到了临界数量，至少在受众方面是如此。
（协议是通用语言的软件版本，是多台计算机同意彼此通信的一种方式。
有一些协议控制着互联网原始数据的流通，有一些协议控制发送电子邮件消息，以及有一些协议定义网页地址。
）
然后在他们之上，是另一层基于网络的服务——Facebook、谷歌、亚马逊、Twitter——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基本上都是这些服务掌控互联网世界。
第一层——我们称为 InternetOne——是建立在开放协议之上的，而开放协议则依次由学术研究人员和不归属与任何人的国际标准组织定义和维护。
事实上，最初的开放性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以一种我们可能不太能意识到的方式。
电子邮件仍然是基于开放协议 POP、SMTP 和 IMAP；网站仍然使用开放协议 HTTP 服务；比特仍然通过互联网的原始开放协议 TCP/IP 传输。
你完全不需要了解这些软件协议是如何在技术上运转的，就可以直接享受它们带来的好处。
他们共有的关键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网页，你不需要向拥有 HTTP 协议的公司支付授权费；如果你想用 SMTP 发送电子邮件，你不必向广告商出售你的部分身份。
与维基百科一样，互联网的开放协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基于人民群众的产品。
要理解这些协议的好处是多么巨大而又难以察觉，那就想象一下其中一个关键标准没有被开发出来会是怎么样。
例如，我们用来定义地理位置的开放标准 GPS。
全球定位系统（GPS）最初由美国军方开发，在里根政府时期首次被用于民用。
在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它主要被航空工业使用，直到个人消费者开始在汽车导航系统中使用它。
现在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可以从我们头顶的 GPS 卫星接收到信号，我们利用这一非凡的力量做了各种事情，从寻找附近的餐馆、玩 Pokemon
Go，到协调救灾力量，无所不包。
但是，如果当年军方把全球定位系统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又会怎样呢？
那么，估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候，表明消费者对建立精确的地理坐标感兴趣的一个市场信号可能会流向硅谷和其他科技中心的创新者，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位置投影到数字地图上了。
竞争对手之间肯定会有几年激烈的竞争，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专用卫星送入轨道，推进自己的独特协议。
但考虑到从单一常见的方法验证位置的效率，最终市场会选定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型。
我们就叫那个假想的公司 GeoBook 吧。
最初，对于试图在硬件和软件中建立定位意识的消费者和其他公司来说，全面拥抱 GeoBook 将是一种飞跃。
但慢慢地，一个更黑暗的故事将会出现：
一个能够追踪全球数十亿人动向的单独一家私人公司，会建成一个基于我们移动位置的广告巨头。
任何试图构建地理感知应用程序的初创企业在强大的 GeoBook 面前都很脆弱。
适当的愤怒论战将会被写来谴责天空中这个老大哥的公众威胁。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原因很简单。
地理定位，就好像网页和电子邮件地址和域名的位置一样，是一个我们用开放协议解决了的问题。
正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遇到的问题，我们很少考虑到 GPS 是有多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开发了多少不同的应用。
开放的，分散的网络在 InternetOne 层上非常活跃而且运转良好。
但是自从我们在 90 年代中期在万维网上安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很少采用新的开放标准协议了。
在 1995 年之后，技术专家所解决的最大的问题——许多是围绕着身份、社区和支付机制——都留给了私营部门去解决。
这在本世纪初带来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服务层，我们可以称之为 InternetTwo。
尽管互联网开放协议的发明者们极具聪明才智，但他们没有把一些关键元素放进开放协议。
这些元素后来被证明对网络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安全的开放标准来在网络上确定人类的身份。
信息的单位可以被定义——网页、链接、消息——但是人们没有自己的协议：没有办法定义和分享你的真实姓名、你的位置、你的兴趣，或者（也许最重要的是）你和其他网民的关系。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主要的疏忽，因为身份正是一个能从公认的解决方案中获益的问题。
它是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所描述的「基础层」基础设施：诸如语言、道路和邮政服务、商业和竞争发生的平台实际上都是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底层来支持实现的。
在线下，我们没有一个开放的市场来购买实体护照或社保号码；我们有一些大多由国家力量支持的著名权威机构，用这些权威来想别人证明我们就是我们所声称的那个人。
但在网络上，私人部门突然介入，填补了这一真空。
因为身份具有普遍问题的特征，所以市场受到了很强的激励要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界定你自己和你认识的人。
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报酬递增」或「网络效应」的自我强化反馈循环开始生效，经过一段时间在涉及如 Myspace 和 Friendster
的社交媒体初创企业的实验后，市场决定了什么才是本质上明确你自己和你所认识的人的专有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的用户超过 20 亿，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整个互联网。
成立仅 14 年，用户的增长就使它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价值的公司。
Facebook 是可以划分 InternetOne 经济和 InternetTwo 经济的鸿沟的终极体现。
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拥有定义电子邮件、GPS 或开放网络的协议，但是有一个公司拥有能够定义今天的 20 亿人社会身份的数据——而有一个人，名叫 Mark
Zuckerberg，拥有该公司的绝大多数表决权。
如果你认为集中式网络的兴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而早期网络开放协议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青少轻狂的错误意识，那么我们就没什么理由再去烦恼我们是怎么放弃了
InternetOne 时期的愿景。
究竟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国家，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还是说伊甸园本身就是一种必将被集权破坏的幻想。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试图恢复 InternetOne 的架构都没有意义；我们唯一的希望是通过监管和反垄断行动，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控制这些企业巨头。
这是古老的 Audre Lorde 格言的变体:「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
」你不能通过提供更多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技术为我们创造的问题。
你需要在软件和服务器领域之外找到足以匹敌的外来力量才能瓦解垄断集团。
但是在这个类比中，主人的房子是一个双层小楼。
上层建筑确实是无法用建造它的工具来拆除的，但是那下面的开放协议仍然有潜力去建造更好的东西。
四
对开放协议复兴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之一 Juan Benet 是一个出生在墨西哥的程序员。
他现在住在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郊的一个小巷的三居室出租屋里，住户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另一个程序员，加上一个不停变化的客人，一些客人属于 Benet
的组织：协议实验室（Protocol Labs）。
在九月的一个温暖的日子里，Benet 穿着一件黑色的协议实验室卫衣在门口迎接我。
这个空间的内部让人想起了 HBO 的「硅谷」里的孵化器/联谊会会堂。
它的客厅被一排黑色的电脑显示器所霸占。
在门厅里，「欢迎来到瑞文戴尔（Rivendell）」的字样在白板上潦草地写着，这是对「指环王」里艾雯城（Elven city）的一种致敬。
「我们把这房子叫做瑞文戴尔，」贝内特不好意思地说，「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瑞文戴尔。
这里没有足够的书、瀑布或是精灵。
」
Benet 现年 29 岁，他认为自己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曾短暂繁荣过的第一场 P2P 革命的孩子，那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
BitTorrent 这样通常是非法地传播媒体文件的网络推动的。
那场最初的繁荣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联网分散的开放协议根源的逻辑延伸。
互联网已经表明，你可以在基于群众的网络中可靠地发布文档。
像 BitTorrent 或 Skype
这样的服务将这种逻辑带到下一个层次，允许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添加新功能：创建一个分布式的（主要是盗版的）媒体库，就像用 BitTorrent 那样。
或者帮助人们通过互联网拨打电话，就像使用 Skype 一样。
Benet 坐在瑞文戴尔里的客厅/办公室里告诉我，他认为随着 Skype 和 BitTorrent 的兴起，21 世纪初就像是「P2P
的『盛夏』」——它的黄金时期。
「但后来，P2P 就撞上了一堵墙，因为人们开始喜欢集中的架构。
」他说，「部分由于 p2p 业务模式是由盗版驱动的。
」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 Benet 以一种让人想起 Elon Musk
的方式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扫视着你头顶上的一片空气，就像他在看一个看不见的提词器来寻找措辞一样。
他对协议实验室正在发展的技术充满热情，但也热衷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环境中。
对于 Benet 来说，从分布式系统到更集中的方法的转变，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
「游戏规则、管理所有这些技术的规则非常重要。
」他说，「我们现在所构建的结构将会描绘出未来 5 年或 10 年后截然不同的图景。
」
他接着说：「当时我很清楚，P2P 是一件特别的事情。
但当时我并不清楚的它的风险有多高。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必须接过接力棒，现在轮到我来保护它了。
协议实验室正是 Benet 试图接下这根接力棒的尝试，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对互联网文件系统的彻底改革，这个系统包括我们用来定位网络上网页位置的基本方案。
Benet 把他的系统称为 IPFS，这是「星际文件系统（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的缩写。
当前的协议 HTTP 将网页从一个单一的位置下载下来，并且没有内置的机制来归档在线页面。
而 IPFS 允许用户从多个位置同时下载一个页面，并包括程序员所称的「历史版本控制」，这样过去的迭代就不会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为了支持该协议，Benet 还创建了一个名为 Filecoin 的系统，该系统将允许用户有效地出租未使用的硬盘空间。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数据的 Airbnb）
「现在，地球上有无数待机或闲置的硬盘驱动器，以至于它们的所有者只是在赔钱，」Benet 说，「因此，你可以将大量的供应带上线，这将降低存储成本。
」
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协议实验室的雄心远不止这些项目，Benet 的更大使命是在未来几年支持许多新的开源协议。
为什么互联网会从开放走向封闭？
一部分解释在于「不作为」这一原罪：当新一代的程序员开始着手解决 InternetOne
未解决的问题时，只要程序员保持系统闭源，就会有几乎无限的资金来源进行投资。
InternetOne
开放协议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是在大多数人都不关心网络网络的时代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能够悄悄地达到临界数量，而不必对付富有的企业集团和风险资本家。
不过，到 21 世纪中期，像 Facebook 这样有前途的新公司，即使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之前，也能吸引数百万美元的融资。
而且，私人部门的资金确保了公司的关键软件保持关闭状态，以便为股东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然而，正如风险投资家 Chris Dixon 指出的那样，还有另外一个在本质上比金融更具有技术性的因素。
「假设你想建立一个开放的 Twitter，」Dixon 坐在 Andreessen Horowitz 纽约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解释说，他是那里的一位普通合伙人。
「我在 Twitter 上叫做 @cdixon，那你怎么存储这个信息呢？你需要一个数据库。
」
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这样的封闭架构将用户的所有信息——他们的操作、他们的点赞和照片、他们在网络上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图谱——放入一个由公司维护的私有数据库中。
每当你查看你的 Facebook 新闻提要时，你都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非常小的一部分，只看到与你相关的信息。
运转 Facebook 的数据库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操作，依赖于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的服务器，由地球上最杰出的工程师们监管。
从 Facebook 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人类提供了一项宝贵的服务：为地球上几乎所有人创建一个共同的社交图谱。
他们不得不出售广告来支付提供这项服务的成本——以及他们的网络的规模赋予他们的影响世界各地二十亿人的思想的惊人力量——是为了这共享社交图谱要付出的一项虽然不好，但也不可避免的代价。
这种权衡在 21 世纪中期确实是有道理的；创建一个能够追踪数以亿计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数据库——更不用说 20 亿了——是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正如 Benet 和他那些区块链传道伙伴们急于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合理性可能不再存在了。
那么，当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十亿用户，并坐拥数千亿美元现金的时候，你如何才能在这个时代让新的基础协议被有意义地采纳呢？
如果你恰好相信互联网在其当前的化身中对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日益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个看似深奥的问题——让人们采用新的开源技术标准的困难——最终会产生重要后果。
如果我们想不出一种方法来引入新的、能与现有架构匹敌的基础架构，那么我们就会被永远困在现在的互联网。
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政府干预，以减少 Facebook
或谷歌的影响力，或者是某种来自消费者的反抗，鼓励市场转向更少霸权的在线服务，这就相当于是为了当地农民的市场销路而放弃大型农业设施的数字版。
这两种方法都不会颠覆 InternetTwo 的基本推动力。
五
2008 年，在 Zuckerberg 为他正在成长的公司开设了第一家国际总部后不久，第一个对封闭协议时代有意义的挑战的蛛丝马迹出现了。
一名（或一群）神秘的程序员以 Satoshi Nakamoto 的名义给密码学的学术社区成员们的电子邮箱分发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被叫做「比特币：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在其中，Nakamoto 为一种数字货币概述了一个巧妙的系统，它不需要集中的可信权威来验证交易。
当时，Facebook
和比特币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是风投支持下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初创公司，让你分享生日祝福、与老朋友联系，而另一个则是一个不知名的电子邮件列表中的关于加密货币的错综复杂的方案。
但 10 年后，Nakamoto 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想法已经对像 Facebook 这样的互联网巨头的霸主地位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
比特币的悖论之处在于，它很有可能成为一项真正革命性的突破，同时也是作为货币的一种巨大失败。
正如我所写的那样，在过去的五年里比特币的价值增长了近 100,000%，为早期投资者赚了一大笔钱，但也将其标榜为一种极不稳定的支付机制。
而创造新比特币的过程也被证明需要惊人的能量消耗。
历史充满了新技术的故事，而最后这些新技术的最初应用与最终用途已经没什么关联了。
所有对比特币作为支付系统的关注，可能同样会被证明是这样的一种干扰，是技术领域里会丢了西瓜的「芝麻」。
Nakamoto 在最初的宣言中把比特币定位为「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但在它的核心，他（或她或他们）提出的创新其实具有更一般的结构，这个结构有两个关键特征。
首先，比特币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你可以创建一个安全的数据库——区块链——分散在成百上千的计算机上，而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控制和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其次，Nakamoto 设计了比特币，以使维持分布式账本的工作本身就能得到少量的、越来越稀有的比特币支付。
如果你将你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一半投入到帮助比特币网络完成计算——从而抵御黑客和骗子——你就得到了一小块比特币。
Nakamoto 设计了这个系统，这样比特币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从而确保了系统中一定数量的稀缺性。
如果你在早期帮助比特币保持数据库的安全，你将比后来的人赚更多的比特币。
这个过程被称为「挖矿」。
基于我们理解的目的，请忘记一切关于比特币热的其他事情，就记住这两件即可：
Nakamoto
带来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能在数据库没有管理员的情况下对内容达成一致认可的方法，以及一种不通过正式工资或是分得股权就能奖励那些帮助使数据库变得更有价值的人们的方法。
这两种想法一起解决了分布式数据库问题和资金问题。
突然之间，一种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幼年时期不存在的，支持开放协议的方法出现了。
这两个功能现在已经被复制到了数十个受到比特币启发的新系统中。
其中一个系统就是以太坊，这是 Vitalik Buterin 在他 19 岁时在一篇白皮书中提出的。
以太坊确实有它的货币，但是以太坊的设计核心并不是为了方便电子支付，而是要让人们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应用程序。
目前，有数百个以太坊应用程序正在开发中，从预测市场到 Facebook 的克隆，再到众筹服务。
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处于内测前阶段，还没有准备好供消费者使用。
尽管应用程序处于萌芽状态，但以太货币已经出现了微型比特币泡沫，很可能为 Buterin 带来巨额财富。
这些货币可以被明智地运用。
Juan Benet 的 Filecoin 系统将依赖于以太坊技术，并奖励那些使用它的 IPFS 协议，或者帮助维护它所需要的共享数据库的用户和开发人员。
协议实验室正在创建自己的加密货币，也称为 Filecoin，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部分 Filecoin。
（在 2017 年的夏天，该公司通过向认证投资者提供 Benet 所说的代币「预售」，在头 60 分钟内筹集了 1.35 亿美元。
）
许多加密货币首先是通过一种被称为「首次硬币发行（I.C.O）」的程序向公众供应的。
这 I.C.O. 的缩写形式是故意在呼应定义了上世纪 90 年代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投机者可以在 I.C.O. 中买入，但它们并不是像在传统的 I.P.O. 中那样购买私人公司的股权及其专有软件。
之后，数字货币将继续被创造出来以换取劳动力——在 Filecoin 的情况下，也就是指那些帮助维持 Filecoin 网络的人们。
帮助改进该软件的开发人员可以获得这些 Filecoin，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提供多余的硬盘空间来扩展网络的存储容量以获得 Filecoin。
Filecoin 是一种信号，表明某人在某个地方为这个网络增加了价值。
像 Chris Dixon
这样的倡导者已经开始用「代币（tokens）」而不是硬币（coins）来指代这种劳动力交易中的补偿，以强调这样的技术并不一定是为了破坏现有的货币系统。
「我很喜欢这个代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它就像一个电玩城。
」他说，「你去游乐场玩，在那里你可以使用这些代币。
但我们并不是要取代美国政府。
它不是真正的货币；它是一种在这个世界里的伪货币。
」
MetaMask 的创始人 Dan Finlay 也响应了 Dixon 的观点。
他说：「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规划新的价值体系。
他们根本不需要模仿像金钱这样的现有体系。
」
无论真假，I.C.O. 的想法已经激发了大量的影子发售，其中一些是由不太可能是区块链狂热者的名人代言的，比如 DJ Khaled、Paris Hilton
和 Floyd Mayweather。
在一篇发表于 2017 年 10 月的博客文章中，联合广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区块链革命的早期倡导者 Fred Wilson 强烈反对 I.C.O 的扩张。
「我讨厌它，」威尔逊写道，并补充道大部分的 I.C.O. 都「是诈骗。
而那些在社交媒体上为此站台的名人和其他人的这种行为很糟糕，可能已经违反了证券法。
」
对于
I.C.O.——以及已经发行的比特币和以太币——兴趣的激增，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有多少金融投机活动已经被吸引到了那些实际上没有被普通消费者采用的平台中去。
至少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普通人的确在亚马逊上买书，或者在网上阅读报纸；那时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网络将会成为主流平台。
而如今，炒作周期已经被加速到，数十亿美元正在追逐一项几乎除了密码学专家以外无人能理解的技术，更不用说只有多少人真的在使用了。
六
为了讨论清楚，让我们假设炒作是必要的，而且像以太坊这样的区块链平台成为了我们数字基础架构的基础部分。
那么一个分布式的分类账和象征性的经济将如何挑战一个科技巨头呢？
Fred Wilson 在联合广场风险投资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合伙人 Brad Burnham
提出了一个围绕另一家科技巨头的设想。
去年，这家公司与监管机构和公众舆论发生了冲突——优步（Uber）。
「优步基本上只是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协调平台，」Burnham
说，「是的，它确实很有创意，一开始就有很多功能来减少司机是否会来的焦虑，还有地图，以及很多值得夸赞的东西。
」
但当优步等新服务迅猛发展时，市场就有了巩固一个领导者的强大动力。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乘客开始使用优步 app 吸引了更多的司机，而这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乘客。
人们在优步上绑定了信用卡；他们已经安装了应用程序；在路上也有更多的优步司机。
因此，尝试其他竞争对手服务的转换成本最终会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即使首席执行官似乎是一个混蛋，或者理论上来说消费者应该更喜欢一个有十来个优步的竞争市场。
Burnham 说：「在某个时候，围绕协调的创新变得越来越没创意。
」
区块链世界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想象一下，一些像协议实验室这样的团体决定在堆栈中添加另一个「基本层」。
正如 GPS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现和分享我们位置的方法一样，这个新协议将定义一个简单的请求：我在这里，想去那里。
分布式账簿可能会记录所有用户过去的旅行、信用卡、最喜欢的地点——所有优步或亚马逊这样的服务商用来锁定客户的元数据。
为了方便论证，把它叫做「交通（transit）」协议。
将「交通」请求发送到互联网的标准将完全开放；任何想要构建应用程序来响应该请求的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城市可以建立「交通」应用程序，允许出租车司机提出请求。
而自行车共享组织，或者人力车夫也可以这样做。
开发人员可以创建共享的市场应用程序，在这些应用程序中，所有的潜在车辆都可以通过「交通」来争夺您的业务。
当你走在人行道上，想要搭车时，你不需要在招呼之前就忠心于一个供应商。
你会简单地宣布你站在麦迪逊广场 67 号，需要去联合广场。
然后你会得到一连串的竞争性报价。
你甚至可以在理论上得到大都会运输署（M.T.A）的报价。
它可以建立一个服务来提醒「交通」的用户，直接乘坐轨道交通 6 号线可能会更便宜，也更快捷。
当优步和 Lyft 已经在拼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时，「交通」将如何达到临界规模？这就是代币发挥作用的地方。
早期用户将获得过「交通」代币，这些代币可以用来购买「交通」服务或兑换传统货币。
就像在比特币模式中一样，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代币分发会变得越来越吝啬。
在早期，一名用「交通」开发了 iPhone
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可能会得到一大笔代币；开始使用「交通」作为寻找乘客的第二种选择的优步司机可以收集到代币作为拥抱新系统的奖励；有冒险精神的消费者将会因为在早期开始使用「交通」而得到代币奖励，因为与现有的专有网络（如优步或
Lyft）相比，可用的司机要少得多。
当「交通」业务猛增时，它将吸引投机者，他们会将代币的标上货币价格，并通过膨胀其价值来驱动更多人对协议的兴趣，而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开发商、司机和客户。
如果整个系统最终像它的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运作，那么结果就是一个更加竞争性，同时更公平的市场。
所有的经济价值而不是被一个或两个主导市场的大公司的股东获取，而是在一个更广泛的群体间分配：早期的「交通」开发人员、那些使得协议的使用更加用户友好的 app
开发者们、早期的司机和乘客用户，以及第一波投机者。
代币经济体引进一套不符合传统模型的新奇元素：不像在股东权益模型中那样拥有资本来创造价值拥，人们通过改善底层协议、帮助记账（就像比特币挖矿）、在上面编写应用程序，或者只是使用服务来创造价值。
创始人、投资者和客户之间的界线比传统的公司模式要模糊得多；所有的激励都是明确设计来避免赢家通吃的结果。
然而，与此同时，整个系统依赖于一个最初的投机阶段——外部人士押注于代币升值。
「你想想 90 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以及我们从中得到的所有伟大的基础设施，」Dixon 说，「你基本上是接受了这些成果，并将其缩小到应用程序的大小。
」
七
即使是分散化的加密动作也有其关键节点。
在以太坊中，其中一个节点是总部位于布鲁克林的一个叫 Consensys 的组织，由一位以太坊的早期先驱 Joseph Lubin 创立。
十一月，ConsenSys 的首席营销官，26 岁的 Amanda Gutterman，带我参观了该组织总部。
在我们在一起的最初几分钟里，她坚持要给我泡一杯咖啡，却发现厨房里的滴漏式咖啡机已经干透了。
「如果我们连咖啡都不能煮，还怎么去修理互联网？」她笑着说。
Consensys 的总部位于工业城市布什威克，毗邻比萨爱好者的朝圣地 Roberta's，这与「总部」的形象格格不入。
门前满是涂鸦和贴纸；门内的楼梯井还维持在库利奇政府时期的风格。
仅仅三年时间，Consensys 网络现在已拥有超过 550 名雇员，分布在 28 个国家，且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风险投资。
作为一个组织，ConsenSys 并不太适合被归为任何常见的类别：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公司，但它也有类似于非营利组织和工人团体的成分。
Consensys 成员的共同目标是加强和扩大以太坊区块链的影响力与规模。
他们支持开发者为以太坊平台创建新的 app 和开发工具，其中就有 MetaMask 软件，用于生成我的以太坊地址。
但他们也为企业、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提供咨询式的服务，帮助这些机构将以太坊的智能合同纳入到他们自己的系统中。
区块链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将围绕身份问题循环出现，就像过去几年反复出现的那些线上危机一样。
今天，你的数字身份会分散在几十个甚至数百个不同站点上：亚马逊有你的信用卡信息和你的购买历史记录；Facebook
知道有关你的朋友和家人的信息；Equifax 保存了你的信用记录历史。
当你使用这些服务时，你实际上是在请求出借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信息，从而执行某项任务：为你的叔叔订购圣诞礼物，或是打开 Instagram
查看昨晚的办公室聚会图片。
但你的所有这些不同身份片段都不属于你；它们属于 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这些公司可以自由地向广告商推销有关你的信息，却不必通知你本人。
当然，你可以选择删除这些账户，如果你停止使用 Facebook，扎克伯格和 Facebook
的股东就不能再把你的注意力租给他们真正的客户，也就不能从你身上赚钱了。
但是，你却带不走在你在 Facebook 或谷歌的身份。
如果你想加入另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社交网络，它受到俄罗斯机器人（Russian bots 的感染程度可能比较小，但是你不能从 Twitter
中提取出你的社交网络并把它存入新的服务中。
你必须从头开始构建网络（并说服你的所有朋友都这样做）。
区块链传道者认为，这套方法已经落伍了。
你应该拥有你自己的数字身份，它包括你的出生日期、朋友网络、购买历史等，你应该能够自由调用这些身份片段，将它借给你认为合适的服务。
由于你的身份并没有被纳入最初的互联网协议，且在比特币出现之前，分布式数据库的管理困难重重，因此这种形式的「自主权」身份——正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在过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了。
一些基于区块链的服务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一种新的身份系统 Uport，是从 ConsenSys 独立出来的，以及目前基于比特币平台的
Blockstack。
（Tim Berners Lee 正在领导一个类似系统的开发工作，称作 Solid，它也将允许用户拥有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
）这些竞争对手的框架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立足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即身份应该如何存在于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中。
什么能够让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新身份标准脱离 Tim Wu 的管辖？后者一手促成了 Facebook 的这种主导地位。
也许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一趋势。
但是想象一下，这个序列在实践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有人通过以太坊创建了一个新协议来定义你的社交网络。
它可能同其它一系列的以太坊地址一样简单；换句话说就是，这是那些我喜欢并信任的人的公共地址。
这种定义社会网络的方式或许能赢得大众的欢迎，并最终取代 Facebook 那种自行定义用户网络的封闭式系统。
也许有一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描绘他们的社会关系，就像互联网上的每个人都使用 TCP/IP 来共享数据一样。
即使这种新的身份形式无处不在，它也不会给滥用和操纵行为创造机会，而这在封闭系统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事实标准。
Facebook
式的服务可以基于我的好友动态来使用我的社交地图，从而为我过滤新闻、八卦或音乐，但如果这项服务惹恼了我，我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它选择而无需转换成本。
一个开放的身份标准将能够给普通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出价最高的广告主身上，或是选择将他们完全屏蔽。
Gutterman 认为，该类系统可以被应用于更加重要的身份形式，比如医疗数据。
你的基因组数据将不属于私营机构，他们无权将其存储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你的信息将被存储在个人的数据档案中。
「可能我不想让很多实体企业看到这些数据，但也许我愿意把它们捐给医学研究项目。
」她说，「我可以把我的基于区块链的自主权账户发给一个研究小组，（允许）他们而非其他人来使用我的数据。
我可以把它们卖了，或者把它们捐了。
」
由于 Facebook 等封闭标准采用 token 架构，这给了基于区块链的身份标准一个优势。
许多评论家观察到，在从内容生产到广告销售这一整条产业链中，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内容，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该媒体平台却可以捕获其中的所有经济价值。
一个基于 token 的社交网络至少会给早期用户一点补偿，奖励他们为新平台凝聚到的吸引力。
「如果有人真的能创造出一种社交网络平台，让用户拥有网络的一部分并获得相应的报酬，」Dixon 说，「那将相当有说服力。
」
相较于谷歌或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所精心构建的防火墙，信息在一个分布式区块链中会更加安全吗？
在这方面，比特币的故事实际上很有启发性：作为一种货币，它可能永远都不够稳定，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分布式分类账户有很高的安全性。
「看看比特币或以太坊的市值：800 亿美元，250 亿美元，具体的我忘了，」Dixon 说。
「这意味着，如果你攻破了这个系统，你就可以卷走至少十亿美金。
你听说过「bug 悬赏（bug bounty）」吗？有人称，『如果你破解了我的系统，我就给你一百万美元』，所以现在，比特币在过去的 9
年时间里已经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 bug 赏金，但没有人曾越过它的防线。
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
基于区块链的身份协议具有分散性，这同样也增加了信息的安全性。
在 Blockstack 提出的身份系统中，有关你的身份的实际信息，比如你的社会关系、购买历史等，将被存储在线上空间的任何地方。
区块链使用加密的安全密钥来解锁信息，并将其共享给其他值得信赖的供应商。
一个拥有数亿用户数据的中央存储系统——安全专家称之为「蜜罐（honey pots）」——对黑客来说更具吸引力。
你会偏向于哪种做法：入侵一亿台独立的个人电脑，在每一台大脑上逐条筛选数据，然后窃取一亿条信用记录；或者入侵一个一个 Equifax
的中央存储系统，然后在几小时之内卷走这一亿条数据。
正如 Gutterman 所说，「这是抢劫一栋房子和抢劫整个村庄之间的差异。
」
太多的区块链架构受制于这样一堆预测，即一旦该架构发现了一个更广泛的观众群体，那么它可能会如何被滥用。
这是其自身魅力和力量的一部分。
区块链疏导了投机泡沫的能量，因为它允许平台上的广大真实支持者去共享 Token。
它会阻碍任何个人或小团体获得对整个数据库的控制权。
它的加密机制是为了防止监视状态或阻挡身份窃贼。
在这方面，区块链显示出一种政治宪法般的家族相似性：其规则设计着眼于该规则被利用的潜在方式。
在比特币和其它无证货币社区中，涌现出众多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这个社区充斥着一些词语和短语（比如「自主权」），听起来像是蒙大纳州一些民兵组织的口号。
然而对于想要更公平地分配财富、打破数字时代的卡特尔的人，区块链思想提供了一个诱人的可能性，该社区或可瓦解高度的权利集中，探索出较为民主的所有权模型。
在这个意义上，区块链理念还可以为自由主义者发声，它为资本无度行为（比如信息垄断）提供了非官方的解决方案。
然而，对区块链的信任并不意味着必须反对监管，如果该监管制度的设计目标与之互补的话。
例如，Brad Burnham 建议监管机构，应该坚决支持每个公民对「私人数据商店的掌控权」，其中包括公民在线身份的各个方面。
但是政府不会被要求设计那些身份协议。
它们将会在区块链中被开发出来，并开放源码给大众。
从意识形态上讲，私人数据的存储任务将需要社会各方的协助：作为一种公共知识财产而被创建，受到 Token 投机者的资助，并在监管机构的支持下维持运营。
与互联网刚出现时一样，区块链思想对于大众来说有些激进，甚至带有社群主义，同时又吸引到了一些最为轻率资本欲望的回潮。
我们在线上世界的第一个二阶段是由开放协议和知识共享所定义的；我们的第二个阶段渐渐受到封闭式架构和专有数据库的主导。
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学到，开放优于封闭，至少在基础问题上是如此。
但我们很难找出一条回到开放协议时代的路。
在国防部科研领域之外，不太可能出现一些救世主般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第一代互联网早在 50 年前就这么做了。
在现在看来，区块链似乎是最糟糕的投机资本主义，而且它还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开放协议的美妙之处就在于，那些在早期发现并拥护它们的人，能够以令人震撼的新方式来驾驭它们。
就是现在，区块链是复兴开放协议精神的唯一希望。
最终，它能否兑现其追求平等的承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平台上的拥护者。
用 Juan Benet 的话来说，他们从这些早期的网络先驱那里接过了接力棒。
如果你认为，在现有的互联网架构下，你无法独自通过思考和 F.C.C 法规来改变这个系统，那么你需要新的代码。
三、一个疑点重重的千面男焚尸案凶手却牵出个更大的秘密……
1917年10月的一天，
澳大利亚巴尔曼的警察接到报案，声称有人在郊外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女尸…..
（部分图片来自于本案相关纪录片）
调查人员火速赶到了现场，警察经过初步分析推断，女尸是被人谋杀后焚烧掉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烧了，
案发现场还留下了很多东西，
有半瓶威士忌，野餐剩饭，还有一双女鞋，看起来正是受害者的….
尸体地在荒郊野外，周围人烟稀少，
警方一时间也找不到更多的线索….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案情却意外地有了突破….
几天之后，
警局闯进来一个小男孩，
小孩神情慌乱，一进门就嚷嚷着地找警员：
“我要报案，我妈妈失踪了！！”
警察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问到：
“失踪多久了？”
“三个月了！我继父说她跟别的男人跑了，但我的邻居都说继父根本就是在撒谎….”
这时候，小男孩一抬头，正好看到了警察挂在墙上的图片，那是“焚尸案”案发现场的遗物图片…
他指着那张女鞋的照片大喊：
“我认得这双鞋，是我妈妈的！！”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小男孩，
警察疑惑地问到：
“你这么确定这是你妈妈的？”
“我帮她把这双鞋拿去补过，补丁就是那个样子….错不了！”
警察们只好遗憾地告诉小男孩，如果鞋子真的是他妈妈的，那他妈妈已经被杀害了…
之后警察接着问：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Annie Birkett！”
“你继父又叫什么名字？”
“Eugene Falleni！”
之后，警察跟着小男孩去了他家，
在男孩家里，警察把里里外外都搜了个遍…
搜出来了一些奇怪东西，假发，胡子，太阳镜…
之后，警察又搜到几本假护照…
这上面，除了之前小男孩所说的Eugene Falleni，还有Harry Leo Crawford，John Ford等大一堆名字…
母亲被烧死，继父谎称妻子失踪，之后便没了踪影，
看起来，小男孩的继父Falleni，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
然而就目前的线索来看，
这个Falleni不但经常化妆，还善于伪造身份，是个不折不扣的“多面人”....
唯一能够确定的独一无二的相貌特征，便是他脸上那一记刀疤...
警方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公开通缉了…
他们很快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向社会悬赏捉拿一个化妆成各种各样形象，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千面杀手”，
这个人，很可能是轰动全城的“焚尸案“的凶手…
关于“千面杀手”通缉的各种形象很快贴遍了周边城市，包括悉尼在内的大街小巷....
此外，据小男孩提供的更多信息，
他的继父是个水手，很可能就在悉尼的码头打散工…
于是，警方一面贴悬赏告示，一面去悉尼的码头四处摸底打听情况….
而这件案子经媒体的报道和渲染，悉尼市民几乎人尽皆知：
“一个身高大约1米65，脸上有一记刀疤，善于化妆的‘千面人’，烧死妻子的变态杀手男正出没在悉尼城中….”
整个悉尼人心惶惶，市民也对身边的人格外留意...
不久，一位市民报告，在悉尼一家旅馆，住着一个常常把帽子压得很低的男人，看起来符合通缉令的描述....
警方喜出望外，
大队人马直扑那家旅店…
然而，嫌犯却异常警觉，在警察冲进来之前便火速跳窗逃跑了…
警察们扑了个空，
便回到嫌犯的房间，开始搜寻有没有什么遗留的线索….
他们先是发现了一封信，其间言辞充满爱意，但看描述似乎又是寄给某个孩子的….
警察们将那封信和之前在女死者家里搜到的丈夫的书信笔迹核对，
果然没错，逃走的，
正是他们要找的“千面杀手”Eugene Falleni！！
他们挖地三尺，继续细细搜寻，
在地毯下面的木地板下面...
他们发现了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东西：
一根可佩戴在腰上的假阳具….
给孩子的信，佩戴再腰上的假阳具...
警察们更加忧心忡忡，
这个“千面杀手”，不但到处伪装，骗婚杀妻，
看起来，他还是个有恋童癖的性变态者？！
警方再次更新了通缉令，
悉尼市民们坐不住了，他们举着火把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尽快将这个“杀妻焚尸”的“恋童癖”捉拿归案，甚至有人扬言，
“无需审判，直接将他烧死，血债血偿！！”
然而，从此以后，警方的线索又一次断掉了…
“千面杀手”似乎销声匿迹，再没有出现和他有关的案子....
情况一直持续到1920年，
Annandale的一位市民向警方举报，他家附近的一个邻居，是个外地人，和妻子结婚三年，身材不高，脸上有不太明显的刀疤，很可能是躲藏了多年的“千面杀手”....
警察们立刻组织人马蹲点，
经过几个星期的摸底，他们最终将这个人逮捕归案，经过“焚尸案”被害人的儿子指认，
确认他就是Eugene Falleni。
最大嫌疑人被捕，警察立刻开始审讯...
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一个惊人秘密的开场....
一开始Eugene Falleni并不配合警方...
他表示，自己只知道妻子跟人跑了，至于前妻Annie为什么遇害，他一概不知....
然而，
很快，Annie的儿子和邻居都出来作证，他们表示，Annie被焚尸的案发之前，Falleni和Annie有讨论过去郊外露营的计划....
这些人证，让警方和法庭都相信，
Falleni是先用石头砸死了前妻安妮，之后点火烧了Annie的尸体。
Falleni也了解到，舆论一致要求判处自己死刑....
刚开始知道这消息时，Falleni显得出人意料的平静和坦然....
然而过了不久，
他从律师那里了解到，由于证据不够充分（只有人证），他很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Falleni开始不淡定了，
他通过律师放话，如果要终身监禁，他强烈要求单独关押，并且，要远离男性囚犯。
这个奇怪的要求被警方严辞拒绝了...
在即将开庭审理的时候，Falleni求见了检察官，说出了令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秘密：
他，Eugene Falleni，其实是个女人……
在众人无比震惊的表情中，他脱下了自己的上衣，袒露了自己对外界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接下来，
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187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生了一个名叫Eugenia Falleni的女孩，
1877年，Falleni随着家人移民到了新西兰的惠灵顿…
她从小就对自己的女性性别有强烈的抵触
她不喜欢自己女人的身体，
在潜意识里，她总希望自己变成男人，有次她剪掉长发偷穿父亲的男装，结果被父亲一顿毒打...
她又试着使用哥哥的剃须刀...
哥哥对她的这种行为无比愤怒，号称要让她永远记住教训，他用剃刀在Falleni的脸上划了一道口子，
从此留下了那条伴随Falleni一生的刀疤...
眼看着在家里待不下了，Falleni离家出走，她穿起男装，开始在砖厂和跑马场打散工….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Eugene Falleni....
后来，Falleni以男人的身份应征到远洋货轮上去当水手...
一次喝醉了之后，她被船员发现了自己的女儿身，
船长打着“女人上船会带来沉船的厄运”的迷信借口，伙同船员将Falleni轮奸了……
他们将她关在船舱的下面，每天无休止地轮奸她，
不久之后，船员们发现，Falleni怀孕了....
船员们在下一个停靠点将她扔到岸上便扬长而去....
Falleni在无尽的屈辱和痛苦中，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她把小女孩送给另一家意大利裔人做养女，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经常写信和寄钱给女儿...
当年警察搜到的那封信，便是写给她女儿的....
之后，Falleni再没有去航海过，
她一心一意要当个男人，继续做码头工，或者在工厂干活，
多年来像男人一样生活，
她的外表，举止，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男人...
之后，Falleni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带着一个9岁男孩的寡妇Annie Birkett。
一开始，Annie完全不知道Falleni是女扮男装的…
她只是觉得丈夫有一点非常奇怪，每次睡觉前都会先关灯，啪啪之前都会躲到别的地方去捣鼓很久再上床....
其实，那是Falleni躲到别的地方去戴那只假阳具去了....
Falleni就这样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
这一下竟然瞒了4年！
然而，因为每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Falleni最终还是被Annie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Annie知道真相后，和Falleni大吵一架，表示自己不能接受丈夫的女儿身，坚决要离婚...
1917年9月，Falleni带妻子一起出去郊游，想动之以情，让妻子打消离婚的念头...
然而，Annie非常坚决，她表示婚是离定了，如果Falleni不同意，她便去报警，控告她骗婚和性变态行为....
之后，她转身便开始暴走，Falleni在后面追着，苦苦哀求Annie对方给自己一次机会，但Annie跑得更快了...
突然，Annie脚下被石头绊到，她重重地向前摔了出去...
而她倒下时，头正好撞在一块尖锐的石头上，Falleni赶到，拼命地为她做复苏，但Annie依然血流如注，很快就没了呼吸....
Falleni慌了神，她觉得，如果现在警察赶到，现场只有她，没人会相信这是一场意外。
她越想越害怕，于是点了火，把妻子的尸体烧掉，觉得这样就能让证据消失....
之后Falleni慌忙回到家，交代了Annie的儿子几句后便跑路了...
这几年，
Falleni知道自己被通缉后开始东躲西藏，后来跑到了Annandale市，又爱上了一个女孩，他又一次结了婚，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三年，直到被人举报.....
故事讲完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检察官表示，Falleni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她仍然洗脱不了凶杀的嫌疑...
正式开庭之后，
Falleni穿着女装出席了庭审，她的真实身份震惊了到场的所有悉尼人...
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控方认为，Falleni有因为害怕自己身份败露而杀掉了前妻Annie的嫌疑...
辩方则认为，如果Falleni真的有预谋杀害Annie，她就应该毁掉现场的所有物证，而她偏偏留下了那么多证据...
最终，陪审团裁定，
“焚尸案”因为证据不足，判处Falleni终身监禁....
Falleni要求自己被关押在女子监狱，这一要求得到了法庭的许可...
Falleni在牢里待了11年，获得了假释资格，而官方给她假释出狱的条件是：
“保证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度过余生....”
之后，Falleni遵守约定，一直以女人的身份生活，
直到1938年6月在悉尼出车祸去世...
Eugene Falleni这一生，
一直活在不被世俗包容的痛苦之中，
宁可被判死刑也要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
而关于“焚尸案”的真相，恐怕将永远是个谜了....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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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gydan：她妻子死亡真相仍然可能是她一面之辞 既然妻子知道真相后表示强烈抗拒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是她为了强行留住妻子而主观或不小心杀了她呢
毕竟露营的过程中死亡听起来太像谋杀了 多少情侣/夫妻间的谋杀案都是发生在野外露营时
了不起的青椒SAMA：我看开头，以为是这个小男孩杀的人，然后脑洞大开，我又可以写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剧本了
团子喵喵喵喵喵：她知道要关进监狱才说出真相，大概是因为害怕重蹈曾经在船上的痛苦经历吧 也是让人唏嘘
三石藕霸：也是很凄惨的人生了…哎
Pancake和蓝莓酱：又是电影素材
小哭包的小小号：哎 只能说悲剧源于一开始那些伤害她的人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嘴上说着女人在船上就有厄运,一边囚着满足一船水手的欲望鸡皮疙瘩都不知道是气出来的还是恶心出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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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搞半天胡锡进还是没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文 | 开寅
胡锡进主编深夜对着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发了一通牢骚，尽管发完就删了，但奈何不了他1588万粉丝中总是有人眼明手快，迅速截图保留了证据广为散发，在短短两天之内轰动全网。
公认文字功底深厚的科长，怎么会示弱呢？隔天就总结了十二点连说理带嘲讽的回击。
这一突然擦枪走火的隔空跨界互怼，让这个电影市场毫无惊喜可言的中秋节终于有了点波澜。
1
总结胡主编的简短定性「批评」，其实只有关键的一点：
《江湖儿女》形成了一股「让人难受」的「负能量」，而影片「好人不得好报」的戏剧安排给他添了堵。
我替胡主编引申一下，他真正提出的问题是：符合他所定义的「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一个善终的结局？「好人」是不是注定要在结局时获得成功、胜利的眷顾，否则就是「灰暗」和「平庸」？
而被其定义的「坏人」是否可以在一部电影里一直春风得意、占尽上风、做「坏」事而不受惩罚，因而给我们留下一个「除恶不尽」的结尾？「坏人」是否有权在一部电影里「为所欲为」而逃脱惩罚，不被编剧和导演在剧终时「判处极刑」？他能不能洋洋得意地逍遥法外，甚至取得某种程度上针对「好人」的胜利？
所以我真想当面采访一下胡主编，问问他《红楼梦》里「好人」和「坏人」是怎么区分的，他们都是什么结局？他是如何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的？
《红楼梦》（1987）
他对古希腊悲剧、法国十一世纪史诗《罗兰之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卡夫卡的《城堡》，以及被无数评论家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悲剧的《浮士德》究竟是怎么看的？
2
而贾导的回复，去粗取精，实质上传达了这样几个主要意思：
对于「好坏」和「善恶」的感受大家各不相同，凭啥你说的「好人」就一定是好人，你讨厌的「坏人」就一定是坏人？这个标准该谁来确定？「好坏」和「善恶」都这么明确的被你区分了，世界已经被你认定是非黑即白的了，那我们去哪里寻找那事物充满复杂性的一面？
贾导在此恰到好处地引用了鲁迅：「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道理也是明显的：想当年，资产阶级的悲喜和无产阶级的喜悲能是一回事么？
所谓的「能量」，是不是影片按照你的喜好结了尾就一定是「正」的了？当然，贾导非常聪明地规避了他的喜好是「正」还是「负」的问题，而是强调：只有「真的」才是「正的」，「实事求是」才是正能量。
换句话说，忽略「事实」或者把它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释放出来，这绝对不是「正能量」。
至于胡主编下午微博的最新回复，并无新的观点表达，可以被归为忽略不计了。
但也正是通过这番和稀泥一般的回复，我能确认，胡主编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3
胡主编希望贾导能学学印度电影或者美国电影，释放一些在固定伦理道德框架下的「正常」善恶观念。
首先胡主编大大地简化了上述两国的电影，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毕竟术业有专攻，他对宝莱坞与好莱坞的了解都是皮毛，所以他对这二者的电影的标签式印象，存在很大误差。
但如果我们把胡主编的话翻译一下，还是能理解他真正想表达的内容即是：电影应当承担两个主要功能：娱乐大众和宣传教化。
这其实是两个相逆又相通的过程。
前者迎合，后者引导，但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转化的。
打个比方，就像可口可乐口味的变化，消费者喜欢甜的那就多放糖，但如果减肥的人多起来，就来个「零度」让他们心理满足。
胡主编力挺的《我不是药神》，或者大部分宝莱坞和好莱坞电影，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他们都各自吃透了目标观众，可以说比观众自己还更了解自己，所以能把大家的心理「按摩」到恰到好处，不能自已。
《我不是药神》
但是娱乐大众并不是「一味迎合」就可以了，也有更高明的创作者，在作品中插入引领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引导观众向固定的方向思考和感受，这同样也是是「疲于」主动思考而「易于」被动感受的大众十分乐于接受的方式。
例子比如《拯救大兵瑞恩》或者《血战钢锯岭》这一类热血大片中所掺入的美式爱国主义和西方宗教主义思想，他们将西方主流观众导向了一个个固定的思维方向，成功地调动起他们对于某个对象的欣赏、崇敬和献身情绪。
《拯救大兵瑞恩》（1998）
《血战钢锯岭》（2016）
这些都是电影化的「宣传教化」的成功例子。
在很多时候，它们既娱乐了大众，又达到了某些特定的由主流权力意志的思想观念传播要求。
所以对胡主编来说，让他衷心喜爱的其实正是这一类看着既高兴又有「教育意义」的主流大众电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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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并不是贾樟柯和很多导演追求的电影。
贾樟柯在回应中强调的是，创作者要忠实于他观察到的社会和人性现实，继而忠于自己的表达，拒绝将作品纳入到任何被预先设计的思想或者情感框架中。
在贾导看来，「实事求是」是将自己对于周遭世界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一五一十呈现出来，分享给观众。
理论上，这样的创作表达方式并没有将观众对作品的接受程度考虑在内。
《三峡好人》（2006）
它很可能并不主动刻意追求「共鸣」或者「共情」效应，而是让观众了解到创作者眼中未知的事物，体验到创作者感官中全新的情感。
来自于欧洲电影中的「作者」概念，便来源于这样的「主观表达」。
创作者在呈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表现方式，所有的作品都在一个个性鲜明的影像系统中独立运转，作品的「作者性」便会油然而生。
这是为什么在欧洲的各大电影节上，贾导的作品会时常被冠以「作者电影」的称号。
这个术语永远不会被用来形容《速度与激情》或者《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2007）
一个是迎合大众，另一个是自我表达，这便是胡主编和贾樟柯所处的两个深感彼此对话困难的平行宇宙。
既然是「自我表达」，「作者电影」便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表述权利，拥有了直接忽视大众喜好和主流话语意见的充足理由。
它更可以对「惩恶扬善」「好人好报」「光明向上」等等被套进单一道德伦理框架的清规戒律直接视而不见，而放开手脚去自由地追寻对世界「复杂」面貌的呈现以及对多样化感受的创造表达。
它可以是喜悦、满足、兴奋、幸福，但也可是悲伤、冷酷、愤懑和绝望，这其中也许还就包括了让胡主编极为不适的「堵」感。
至于观众是否能接受「作者」这样的表达，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这是「作者电影」注定要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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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多对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化史不熟悉的人（我不清楚是否包括胡编本人），大概都不了解，「主流宣教话语」和「个人自由表达」这两个本不相交的空间一直人为地被反复扭在一起互相碰撞，非要论出个对错来。
比如1933年电影界就爆发了「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之争：代表大众斗争思潮的左翼电影人对右派电影评论家刘呐鸥、黄嘉谟「（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资产阶级「唧唧我我」立场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刘呐鸥、黄嘉谟
而1949年在《文汇报》《文艺报》等媒体上则有「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大争论，最终结论是否定了「小资产阶级」在银幕上作为主要角色存在的必要性。
胡主编如果想要找到他「好人好报」的正能量文艺理论源头，便可以一直上溯至此，因为正是这个讨论为官方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的阳光道路铺下了基石。
在随后的将近三十年间，「个人自由表达」在中国电影的话语体系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思想为主导的官方大众话语叙事。
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自由和私人化的个体表达才在中国大陆电影中再次萌芽出现，并在夹缝中曲曲折折地艰难生长，直到成为第六代导演的某种标签。
《小武》（1998）
以此看来，胡主编和贾导演的争论，本质上是延续了这一个世纪来存在于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电影到底是工具化的（工具的服务对象可以很广，它的客户可以是政治，也可以是资本），还是应该成为不受观念约束的个人化表达舞台？
答案在观众和创作者的心中。
退一步说，如果现阶段它们还无法分出胜负，那是否应该允许二者暂且共存，相安无事？前者可否先放后者一条生路？因为，从来就只有前者想灭掉后者，而没有反过来的事情发生。
胡主编最后在微博和稀泥式地总结：「所有探索都不容易，都是正能量。
」从这句废话我们大概可以得出结论：他还是没明白为什么广大网友山呼海啸地批评他，也辜负了科长老师的一番苦口婆心。
所以，当下次有另一个「《江湖儿女》式」的影片再次出现时，我们的胡主编大概率还是会套用头脑中顽强存在的「电影工具意识」去硬怼另一个维度中的「个人自由表达」，勿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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