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拉伤找什么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伤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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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特色科室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有46个临床、医技科室，拥有消化科、神经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烧伤科、疼痛科、急诊科等8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级诊疗中心1个以及省级临床重点专科7个、省医学领先学科18个、省级诊疗中心5个。
二、肌肉拉伤 挂哪个科室
肌肉拉伤去医院应该挂外科或者骨外科均可。
外科，肌肉或软组织伤都是外科，关节和骨骼伤挂骨科。
三、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打车到省中医院要多久
答：起步价6块，加一元燃油费。公交11路只要两站。步行十五分钟。
四、医生被打今后谁给我们看病
来源 | 布谷有料（公众号ID：buguyouliao）
作者 | 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因为妻子“能否剖腹产”，一对郑姓父女，父亲46岁、女儿19岁，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赫英东等3名医生两次挥拳相向。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打医生发生在9月22日21点，之后，医院六次发函，直到10月14日凌晨，自媒体报道之后，警方凌晨发布警讯：10月13日，对郑某宇刑事拘留。
这已经是大半个月后了。
多年前，社会就已经提出“医院暴力零容忍”，今天看，远得很。
赫医生2010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副主任医师。
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一线骨干医生，如今眼眶骨折、下颌骨骨裂，已不能从事临床工作。
有多少关联病人因他的离开而受损？
要成为副主任医师，需要经过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3年规范化培训——主治医师考试——论文——省级课题——副主任医师考试，至少要19年。
经历这番殴打，赫医生的职业信心是否坚定如初？
有一种病叫“医生被打”，病因不明
2011年，广东东莞长安医院一个病人卢德坤，认为治疗效果不理想，将医生刘中林砍死，但是，刘并未接诊过凶手。
2012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个未满18岁的病人，持水果刀进医生办公室连伤四人，医生王浩被刺死，当时，王浩刚刚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
2013年，内蒙古包钢医院朱玉飞医生带120急救队出诊，患者家属手持菜刀将担架工及护士砍伤并拦截在门外，将单独进门的朱玉飞杀害。
原来，凶手因网上购物与妻子发生口角殴斗，妻子受伤就医，他转而迁怒于医护人员，打120引来医生供自己暴力发泄。
遇害前一天，朱医生还在基层义诊。
左为王浩医生，右为朱玉飞医生
2014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钢医院孙东涛医生被一名19岁的患者用铁棍打死，事后调查显示，孙东涛与这位患者从没有发生口角，没有产生纠纷，院方也没有接到过患者的投诉。
2015年，江苏省徐州市村医胡今升医生被用杀猪刀刺死，凶手之前曾因便秘来求诊，胡今升为他开了2块钱的药。
2016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刚退休的陈仲伟医生，被尾随者砍了30多刀致死。
肇事者自称25年前被陈仲伟“弄坏了牙”，事发前，砍人者多次找陈纠缠，陈看出其精神可能有问题曾报警。
左为陈仲伟医生，右为赵军艳医生
2017年，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一名2009年曾由超声科主任经翔做过射频手术的肝癌患者来找经翔，先是送了经翔一本书，聊天讨论病情，突然抽出刀砍杀。
2018年，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47岁副主任医师赵军艳医生被一家3口行凶，刺中数刀后身亡。
凶手一家并非赵军艳医生患者，也完全不认识她……
深圳某医院，医生一度带着头盔上班
医生老了
2017年，《柳叶刀》杂志发布了一个研究：据2005年至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卫生年鉴分析：10年中，中国有470万医学生毕业，而医生总数只增加75万。
报告发出后，国内对医生人数到底增加多少展开热烈讨论，在历年年鉴中条分缕析。
但是，研究中透露的另一个信息，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10年中
，中国25～34岁的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国内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已经从2.5%增至11.6%。
所以，问题已经不是人口老龄化，而是医生老龄化。
按照这个趋势，试问，十年之后，谁为我们当医生？
1. 这种情况在基层已经暴露了，全国乡村医生50岁以上的占23%，40-49岁的占24%，两者相加为47%，而20-29岁的乡村医生只有7%。
2. 在儿科也暴露了，2017年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届儿科城际间学术会议发布《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全国儿科医生的总量为13万
余（）名，若要实现“0.69名儿科医生/千名儿童”，儿科医生的缺口接近9万人。
本来就缺人，流失率还高：最近3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人，占比10.7%。
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3. 在医生集体心理上也暴露了。
大多数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从医。
中国医师协会曾进行过五次医生执业状况调研。
根据最近三次调查结果形成的《中国医师职业状态白皮书》印证了这一情绪：2009年的调研中，医师愿意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占9.9%，不愿意的占62.49%，随子女意愿的占28.11%；2011年的调研中，希望子女从医的医师下降到6.83%，而不希望的上升到78.01%，无所谓的15.16%；到了2014年，医师希望和非常希望子女从医的占15.69%，不希望和绝不希望的占64.48%，无所谓的占14.7%。
——无论是62%，还是78%，或是64%，都是多数。
数字是冰冷的，但是，我们大概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无奈感。
谁不愿意以自己的工作为自豪呢？但是，确实，同样的工作压力，在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公务员领域，都不至于有这样多的暴力事件。
谁愿意让自己的子女站到火山口呢？
曾经出现一个极端：2015年，河北省的高考分数线，医学429分，畜牧兽医554分，医学本科线比兽医低125分。
我们尊重动物作为地球伙伴的权利，但是，我们的文明，真的到了兽类高于人类的阶段了吗？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我们今天去大医院，总是有一种感觉，这里始终处于“战时状态”，人满为患。
患者在抢号，医生在争分夺秒，所有人的情绪都是紧绷的，连空气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肯定不正常。
1915年去世的特鲁多医生，墓志铭这样写道：“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师不是万能的，医院不是全能的，医学有局限性。
有的疾病，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可以找出病因，其中又有约十分之一可以对因治疗，其他只能对症治疗。
然而，今天，我们可以自问：大多数患者，是不是对医院期待值太高了？伤医事件是不是太频繁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感，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
比如，本文开头这个事情，家属要求剖腹产，而医生建议先顺产，这真的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吗？
之前听到一句话，很朴实。
“除了念书，为患者治疗，是我现在也是这辈子唯一会做的，这也是我活着的价值。
不工作，吾宁死！”这是98岁的于载畿医生说的。
其实她在1980年就退休了，但现在仍然坚持每周出诊5次。
于载畿穷尽一生，帮助被生育所累的女性，自己则几度流产终身未孕。
于载畿医生
1920年，于载畿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姐妹三个都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1949年，于载畿被派到山西支援，从此扎根至今。
北京的亲人为她买了房，想接她回去。
她说“事情还没做完，我不能走。
我还要看病，一直坚持到不能看为止。
”
这样的医生，老派，高山仰止，令人心生敬佩。
但，我们要问的是：医生变老了，十年之后，谁来为我们看病？难道，我们的将来，就都要靠于载畿先生这样一批快百岁的医生来撑住整个医疗体系吗？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号召多少年轻人，像当年的于载畿先生一样，姐妹三人都考入医学院？在这样一个时代，能鼓舞多少年轻人，将治病救人的初心保持下去？
今天，我们为被打医生呼吁，就是为明天、为自己的未来呼吁。
长夜将至，我们都需要从今天开始守望。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写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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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理人黄志杰，曾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网络传播》杂志执行主编、无界传媒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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