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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务运动中的晚清金融困局下
全文共4440字 | 阅读需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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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一场中饱私囊的盛宴
以席正甫为首的外资银行（及洋行）买办意识到，同投机性十足的中国传统钱庄比，唯有清政府才是最忠诚稳妥的客户。
当时的朝政在名为同治帝、实为两宫皇太后的领导下，经恭亲王奕?具体操办，无不井井有条，颇具规模。
而且总税务司也由英国人（先是李泰国后是赫德）担任，令人放心其数目之真实和操守之廉洁。
于是，在王槐山即将引咎退隐前夕，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同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宜的钦差大臣沈葆桢，签订了“福建台防借款”二百万两。
这也是外资银行对清政府进行大型政治借款的开始。
据说这项借款的幕后主张者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因此协议的具体条款是席正甫去天津同李直接谈妥，最后请沈葆桢画押盖印而已。
此行也使得李鸿章对席极为赏识，如左宗棠笼络胡雪岩一样，想将其收入幕府作为财政幕僚。
席对政治毫无兴趣，婉拒了李的邀请，而两人也因此结下了终身友谊。
在汇丰银行以后几次同清政府签署的协定中，确定了后来政治借款的一些惯例，比如以关税为担保品，必须有“税务司印押，方能兑银”；以英国货币为计算单位，在借取时按汇兑实价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仍按英镑汇率折算银两；设立经手人制度，若朝廷（或地方政府）不能按时还款，首先向经手人催讨。
在同左宗棠进行的西征借款中，这个经手人，就是胡雪岩。
胡的身份很复杂，对民间而言只是阜康银号的老板，但对外商和朝廷而言却是有布政使头衔的“江西候补道员”，作为左宗棠属下的“粮台总办”担任“上海采运局”的“委员”，因此胡雪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行政上，都是地道的清朝官员。
胡雪岩
然而，作为经手人，他堂而皇之地收取了巨额的佣金。
以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利息是年息一分，即10%，而左宗棠向朝廷申报时，成了12%；其后又以德商洋行“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15%（据左宗棠解释，因借款以英镑计算，考虑到汇率有涨落，今后归还时可能增累，因此加息包给德商以转嫁风险）。
事实上这家德商洋行背后还是胡雪岩。
据统计，1867—1879这十多年时间内，由胡雪岩经手的对外借款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左宗棠为此要支付六百万两的利息。
而这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三百万两，作为外资银行支付的佣金进了胡的口袋。
胡雪岩的这种贪黩，连同样处于湘系阵营的曾纪泽都看不下去了。
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长期担任驻外使节，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国际眼界，他的评论没有通常士大夫那种颟顸迂腐。
就连他也对胡雪岩极为不满，在1879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他诅咒胡雪岩，说对于胡“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之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整个六七十年代，左宗棠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
因此他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无论中枢还是高层的清流派，对洋务派的恶感，也是一天甚似一天了。
到1880年代初期，对于朝廷的保守派来说，洋务运动近二十年来产生的问题，似乎已经同成绩一样多，中国是否还应该照这路子走下去，需要慎重地再思考。
我们刚才说过，在1872年发生了两桩既没被当时所注重，也没被后世所研究，却在暗中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的大事，其一是外资银行开始操控中国金融，另一件就是派遣“留美幼童”出国。
而八十年代初保守思想回潮，所开刀的，第一项就是于1881年召回这些即将学有所成的孩子，不让他们进一步疏离“中国之伦常名教”。
真正惊天动地的大事则发生在两年半以后，即1884年春的“甲申易枢”。
以慈禧为主导的两宫皇太后突然罢黜一直在中枢指导全面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军机处兼总理衙门负责人恭亲王奕?，并更换了全部大臣，而易之以太后领导下的，由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具体负责的内政外交体系。
其中世铎掌管军机处，奕劻掌管总理衙门，奕譞则作为外朝同内廷的联络员，负实际责任。
这是保守派对洋务派的全面反扑，跟后者关系良好的清流派也被一并打到。
从此，洋务运动只能在技术面蹒跚而行，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的思考，则再也没有可能。
十年后，甲申易枢时被罢黜的青年清流陈宝琛面对甲午新败，不无讽刺地写了首诗：
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
谁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
处处凤楼劳剪彩，声声羯鼓促传觞。
可怜买尽西园醉，赢得嘉辰一断肠。
按照诗人及许多“事后诸葛亮”的判断，只要还是维持恭王班底，内有清流派辅政，外有洋务派进取，中国的富强还将又上层楼，不会因对日战争的失败乃戛然而止。
然而，历史既不能假设，也无法重启。
而且，即使已经深知大势走向，但身在困局中的智者依然无能为力。
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革新维新过程，都是金融先行。
比如早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德国工业化运动，第一步就是完善金融体制，并完善公司制度。
当然，也有资本主义革命倒逼金融体系近代化，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由政商合力，营建西化的银行制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共同进取。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在洋务运动中的清朝发生。
这似乎同政治理念或技术手段无关。
就在甲申易枢之前的三个月，一场金融风暴的点燃和蔓延，彻底改变了大清帝国的金融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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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引爆自身的金融风暴
自1866年遭遇“棉花风潮”以来，上海的外资银行就非常注意不再介入投机行为，对华商（及钱庄）的金融投机也分外警惕。
不过，是银行就要放款。
一般而言，以汇丰为主的外资银行在1870年代，于上海的放款额为三百万两白银。
但是整个上海滩，尤其是传统金融业总还是银根奇紧，捉襟见肘，经不得一点风浪，一旦外资银行收款，便叫苦不迭，摇摇欲坠。
那么，他们这些钱哪里去了呢？
——股票。
他们用这三百万，购买了洋务运动中出现的“官督商办”国有企业在上海发行的股票。
其中就有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也有赫赫有名的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这些由李鸿章亲自过问的国有企业占着垄断优势和政治优势，受到了一轮又一轮市场追捧。
到1882年秋，尤其是招商局和开平局，股票分别上涨了2.53倍和2.16倍。
所谓“追涨杀跌”，各华商更是倾囊而出，若上述几个大公司的股票已经市场饱和，他们就会去搜寻其他省份在沪发行的国企矿业股票。
这十四五家各省新矿局，也赚得盆满钵满。
另一方面，上海的游资又被于1882年开始的贸易战所吸引，因为这场隐形战争的中方主将，正是全国首富胡雪岩。
两千年来，丝绸制品一直是全世界瞩目的奢侈品，作为丝绸面料之原材料的生丝，只有中国的苏南浙北和南欧的意大利能够提供，而后者生丝的质量和数量又远不及中国，因此当时上海洋行的重要贸易任务之一，就是采购苏南浙北生产的生丝。
这是洋行对华农产品依赖的最大宗交易。
当时洋行和其国内的经销商都签有合同，每年都要向国内输入一定份额的产品，否则就要赔款甚至破产。
比如英国怡和洋行就跟英国许多丝绸面料生产商签订合同，每年都要向这些厂商提供规定数额的生丝原料。
如果不能及时提供，怡和洋行就将向这些厂商支付巨额赔款。
胡雪岩深知这一行规，因此想通过垄断手段控制整个江浙沪的生丝贸易，逼迫外国洋行退出中国生丝市场。
现在想来，此一战略完全不可能成功。
当时集聚于上海的生丝，每年数量超过一万包，每包收购价大概是四百两银子。
也就是说，胡雪岩想垄断一年的生丝交易，就至少需支付五百万两白银。
这仅仅是账面数字。
生丝本身不耐久存，两三年以内就会泛黄而变成废品，根本不适合长期持有；储存这么多生丝又须租用仓库的成本；资金本身也有使用成本，即利息。
更重要的是，各家洋行绝不会坐以待毙，生丝价格将会一路上扬，绝非五百万两银子能够应付。
结果是，胡雪岩支付的收购费用高达二千万两。
1882年，他收购了上海生丝市场的大半，即八千包，其他外商洋行只竞争到三千包。
但这样一来，生丝价格极速上扬。
第二年春天，新丝上场，他又收购了六千包。
平均算下来，这些生丝的价格高达每包一千四百两，为原始价格的三四倍之多。
胡雪岩引以为后盾的，是手上充沛的现金流，因为他手握东南地区最大的钱庄，有着丰富的存款余额供其调度。
不过到了二千万两已经是最高限度，他再也拿不出现金了。
此次商战的要点就是“垄断”。
1882—1883年两季新丝上市，胡雪岩收购了共一万四千包生丝，这两年上海市场的销售总量是二万二千包，也就是还有八千包生丝被洋行和中国其他投机商收购（其中，1882年洋行收购三千包，1883年中国投机商跟风收购五千包），胡雪岩既然不能形成垄断，也就根本不能置洋行于死地，胡雪岩高估自己的实力了。
而且1883年意大利生丝丰收，足以供应欧洲本地丝绸生产商的原料要求，洋行于是更有底气拒绝收购上海所有的生丝原料。
胡雪岩聚集了两年的蛮力，一拳向洋行打去，不料却扑了个空，自己却下盘不稳摔了个大跟斗。
1883年10月，也就是生丝贸易战到达白热化，胡雪岩在谋划究竟是抛售套现还是再支持一下以求转机的时候，江海关应该向汇丰银行支付由胡雪岩作为经手人的借款之到期本息五十万两，可是该关监督邵友濂表示，江海关“恰好”没钱，无力支付。
此时席正甫却一反常态，公开高调地向胡雪岩发出法律文书，要求其履行担保人的义务，先行代偿款项。
原本这五十万两对于前年甚至去年的胡雪岩来讲，都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1883年10月的胡雪岩手上只有花二千万两白银购得的一万四千包生丝，现银根本没有。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以造成市场信心的崩溃，胡雪岩只有抛售套现。
他11月抛售的手上生丝（据说对象就是怡和洋行），价格最低只有362.5两一包。
也就是一万四千包生丝，胡雪岩卖得的现银只有五六百万两。
他至少亏掉了一千四百万两的白银。
而且各大商家对阜康的挤提更加猛烈，其现银根本无法支付，于是，1883年12月5日，阜康银号关门倒债，胡雪岩宣布破产。
这真是一场“双核”金融风暴。
1882年底最为关键——上海大小钱庄的现银因急于短期获利，纷纷向战火正炽的生丝市场集结，许多华商立即抛售手上的洋务国企股票，套现而在丝市抢一个身位；另一方面，随着投机商大幅度抛售股票，原本那些殷实稳重的投资者也担忧套牢，于是跟着沽清股票。
这首先造成了股市崩盘，所谓的“矿股亏败”使得许多反应不及的小户血本无归，而发行股票的各省洋务国企也在自己完全没有预料的状态下濒临绝境。
也正是在同时，随着生丝价格的瞬间跌落，那些将资金集中于丝市的华商和钱庄也纷纷破产。
胡雪岩只是他们的代表。
在这场“双核”夹击下，著名买办徐润跟胡雪岩一起破产，唐廷枢和郑观应则遭受重创。
就全盘市场而言，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传统钱庄只剩下了十家。
后来，郑氏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沉痛地回顾道：“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家，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
”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华商和钱庄对于洋务国企，畏之如虎，不再有投资的兴趣。
反过来，朝廷及其洋务重臣对于职业买办操持国企也失去了信心。
自1883年后，国企由放权的“官督商办”转型为集权的“官员督办”，中国的一流企业家也由买办出身的徐润、郑观应一变而为盛宣怀这种职业官僚。
也就是说，经过1883这场“双核”金融风暴，中国传统金融业既失去了向西化银行业转型的动力和能量，也失去了挹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愿望和平台。
从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越来越迟钝衰敝，随着十余年后的甲午战败，也就彻底烟消云散了。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原文刊于《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到这里找我
三、2014年黄栀子收购的价格是多少
黄栀子富含栀子黄色素，是优质的天然色素，广泛用于食品、医药等行业。
以广西鹿寨县为例，可以看出黄栀子的价格走势。广西是黄栀子主要产地，以鹿寨县寨沙、鹿寨镇、中渡等乡镇种植较多，面积约4.5万亩，挂果面积3.5万亩，年鲜品产量约吨，烘烤厂有20多家，2013年从11月下旬开始采收，经过一个多月的采收，目前鲜果采收已基本结束，干品还在销售。
2013年黄栀子的市场价格是2008年以来较低的一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收购价4—5元/公斤，之后逐渐下降到3.5—4元/公斤。而2012年价格7—9元/公斤，最高的2011年的价格9—10元/公斤。
种植黄栀子技术要求不高，管理粗放，近年由于价格高，效益好，种植面积增加，农民用荒山坡地种植，增加了收入
四、江西什么地方收购收购黄栀子
答：看你在哪里，你最好到樟树去问下，那是药都，肯定有人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