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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失的金钱
金钱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
当它如浮沙般散去时，人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构筑在什么上面。
在过去的这个夏天，许多人因为金钱的突然消失，经历了家庭跌落、信念破碎、亲密关系瓦解，他们悔恨、惊慌，最终用尽气力，在真切而混乱的废墟上，重新收拢起信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钱杨，编辑：林珊珊，采访：钱杨、武奋丰，事实核查：刘洋，出品：谷雨&故事硬核，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摄影：冯海泳
随金钱一同消逝的
过去的这个盛夏，产生了1961年以来的最高平均温度，按照中国气象局的统计，比常年同期高出整整1℃。
检测到气温历史极值的气象站多达55个。
就北京而言，人们经历了20个高温日和最长连续9天的闷热天。
很多人抱怨，但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受炙烤、煎熬，感到灰心。
看看那些把钱通过互联网平台借出去，指望获得利息，却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的人们。
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与他们谈论他们失去的财产和接下来的生活。
不约而同地，人们提到天气。
“特别热的一天。
”一个从外地去了北京的女士说，她10岁的女儿中暑了，孩子在太阳底下呕吐。
她去北京是想看看自己的钱到底去了哪儿。
一位IT行业的女士记住了她丢失遮阳伞的一天。
“我是个不爱出汗的人。
”她说，那天她在太阳底下站了3个小时，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
忍受糟糕的天气其实是他们诸多困难中最容易的一项了。
有多少人信任高利息回报，就有多少个家庭受到波及。
最信任的那些，自然是以自由落体速度成为赤字家庭，最严重的那些投资者称其为“灾”，他们节衣缩食、寻求救济，同时伴随信心方面的损失。
一些家庭主妇几十年未有地记起了账。
一位单亲母亲把她的一日三餐缩减为两日一餐。
一位在深圳的主妇告诉我，她不得不看到3个年幼的孩子争抢炒菜里的肉丝。
一位湖北孝感的农妇哭诉，她连施农药的钱都是借的。
不少中年人承认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劫”。
一位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女孩失去了全部财产，两次打击对她而言，难受程度是一样的，都是一夜之间，她都流了很多眼泪。
非要辨别二者的区别，她的回答是：
“‘希望’这个东西不一样。
”
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绝望，他们面临的问题高度相似——余下的日子怎么过？所有事情中最可怕的部分在于，钱和信心一同失去了。
轻信者大有其人。
“把XXX当银行了呀。
”
不止一个无望的人这么哭诉。
那当然不是银行。
他们中的不少，直到钱没了，才去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它会给利息，它安全”——很多时候，这就是全部的理解了。
问题是怎么有回报如此之高还百分百安全的“银行”？怎么能坐享比银行高5个、10个甚至更高的利率而不担心风险？他们的盲目、贪婪是真实的，他们的惊慌、悔恨、痛苦，也是真实的。
一位男士承认他管不住自己：
“感觉被洗脑了，老想往里放”。
一个拿全部资产投了16个平台的河北男士，得知出事时打了自己一串耳刮子：
“该，谁叫你贪”。
一位女士为了赢得作为奖励的一台苹果手机，把资金增加至四百万。
当然，理性的投资者也为数不少。
他们调研平台背景、资质、排名，研究最新政策，通常都“观望了一段时间。
”总之，慎之又慎——必须承认你要是他们也做不了更多了——选择了他们认为的最可靠的平台。
杭州的周妍就把自己归为这一类别，“连信用卡都不用”的保守人士。
她观望、调研的结果是把母亲58万养老钱都投了一个平台。
有人为了规避风险同时选择了几家，谓之“分散投资”。
把钱一点点，然后是大部分，最后是全部，放在了平台上。
有人甚至借钱去投——为了凑个整。
大的整数对应大的奖赏（礼物、加息券、红包……），结果是——眼睁睁看着它们一个个、最后是批量地宣告故障。
最乐观的情况是良性清盘，按各自给出的时间表兑付。
最坏的，基本坏到底了，一分没给剩下。
用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词来说：“雷了”。
众多的雷里，实控人跑路、已立案的叫“死雷”。
讲得多了，居然生出了一种苦涩的幽默感来。
那个投资了16个平台的男士手上已经有6个死雷了。
他是在一档理财节目中听说的这个投资渠道。
后来，他和那档节目的说书人在试图讨回钱财的路上相遇了。
失去钱意味着什么？你也许能体会到丢了500块钱是什么感觉。
可失去一生的钱呢？数字本身太抽象了。
“天塌了”“雷劈了”，人们调动他们储备不多的词汇描述那种感受时，总这么说。
一位投资了170万的男士告诉我，如果他能感到好受点，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170万块钱码起来是多大的一堆。
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做起了一些对等的计算——主要是帮助他们自己理解和消化。
按照各自的算法，邹明和他的妻子白白奋斗了10年。
他就是那个想不出170万是多大一堆的人。
对安徽的孙大成夫妇而言，损失了整个家族的216万元，他们回到了7年前。
10年前邹明夫妇从河北来北京中关村做销售，奋斗起点是第一个月的300块工资。
7年前，孙大成夫妇刚完婚，共同拥有3万块。
他们的财富缓慢地积累，然后在这个夏天落回到3万块，还另外拥有了70万负债。
杭州女孩肖捷通过结婚到达了家庭财产的顶点，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年轻夫妇的账户，又顷刻间消失了。
对于那些人到中年却倾家荡产的人来说，事态更残酷。
一位云南的商贩听到消息后，“脑子里的血都绷不住了”，他42岁了，不但损失了一生的钱，还意识到自己既没能力、也没时运再挣回同样的钱了。
你很难责备他不知变通，这个男人只是希望能维持三口之家的普通生活，没有更大的志向。
回款无望，他靠在北京地下通道的弧形的墙角上哭了一场，明白往后的生活将断崖式下落。
一些人从命理上寻求征兆和解释。
事发前，杭州良渚的夏女士去世多年的父亲突然来到了她的梦中。
她懊悔自己不该忽视这个提醒。
整个家族损失了六百多万的霍女士注意到，她的亲哥哥、家族的轴心，年前眼皮突然令人心惊地跳动。
周妍的母亲、退休的项女士告诉我，夏天刚开始时，一只野猫曾来到她家窗下凄厉呼叫，“要死了。
”她预感不祥，当时就跟女儿预言，“我们家要出坏事情。
”
痛苦的数字 同类的哭声
即便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他们依然是来晚的人。
早上10点55分，一个投资平台发出公告，实际控制人跑路，公司已报案。
36岁的孙大成从一个家乐福超市出来，把孕中的妻子送回出租屋，在北五环上把速度踩到了时速140公里。
停好车下来，他腿软了。
发现写字楼里关于那家公司的信息条被摘掉了，他心里沉了一下。
同时段，邹明和妻子也在赶去的路上。
夫妻俩一路闷走，手里还拎着几个作午饭的包子，决心堵上一两个管事的人。
“咱离这么近，还能让人跑了？”
事后复盘，孙大成会和别人一样嘲笑他自己。
仅仅是前一天，他还作为投资人去某平台考察了。
在一位副总裁的接待下，他抽查了两个标的原始合同，得出了良好的结论（人们后来发现，副总裁把自己的标提前转了出来，现在难友中的一位接了她的标）。
等待孙大成、邹明等人的画面是大门紧锁，人去楼空。
一位物业员工告诉他们，公司职员连夜收拾好个人物品走了。
现场的投资人结伴去经侦报案。
再次握住方向盘时，孙大成的大众朗逸车里挤上来4个脸色跟他一样煞白的陌生人。
互相问了金额，加起来一千多万，够立案了。
到了经侦后，被告知得去另一个地方报案，再次调转车头，孙大成的车里换了另一拨脸色煞白的人，加起来还是一千多万。
每个家庭都对应一个痛苦的数字，有些人提到它时甚至能直接引发生理痛苦。
那个新婚的杭州女孩肖捷说，她常常能被心脏疼醒。
有两个在哺乳期的女士失去了奶水。
天津的一位工人因为心脏抽痛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
那个看着孩子抢肉吃的母亲甘宁宁说，发生的事情令她整根脊椎从上到下地疼。
杭州的黎渺困扰多年的怪病发作得更频繁、更强烈了。
只要一听到坏消息，她就会条件反射般呕吐，冬眠般关闭感官，吞下大量止痛药，静躺一天才能恢复。
她投资的4个平台，每一个都出了问题，数字是172万。
最早，大多数投资人并不懂“跑路”意味着什么。
1个月后，邹明和孙大成等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十分苦恼，“没有什么消息。
”他们说，“你什么都做不了。
”
每个家庭的那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财富积累的故事，这些故事既不同又很相似。
很少例外，那是以青春、健康、快乐为代价的辛苦劳动的总和。
那个雷了16个平台的人，袁朗，470万财富中细细追溯起来，还有他15岁起每月10元的服役津贴。
那个经历了汶川地震的年轻人失去的财富里有三分之一是震后得到的补助。
38岁的单亲母亲严乐的投资金额里，有她作为医院临时聘用人员的微薄工资，打第二份工（卖早点）、打第三份工（摆地摊）的钱，以及一笔离婚后前夫给的抚养费。
离婚时，她发誓要过得好，为摆脱“世袭的贫穷”，要立足、要努力。
坏消息到来时，她正在努力，学习一个在线课程。
人们常说“来之不易”，具体在严乐身上就是这些意思。
这让她在报案登记时，不住地哭泣、发抖。
也让她在后来的一天决心去跳立交桥，幸而一位老先生拽住了她的书包带。
很多投资了外地平台的人，得知坏消息后，纷纷在路上了。
家在承德的袁朗买不到去杭州的任何票，开车出发了。
在山东境内，他的眼睛疲劳得看不见了，在服务区用水洗了洗，休息了半小时。
后半段路程，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开下来的。
17个小时，喝了一瓶矿泉水，袁朗把自己的人生从头想了一遍，结论是他对不起孩子、母亲、妻子、自己。
嘉兴的宁晟夫妇买了当晚的硬座去北京（高铁票当即成了负担不起的花费）。
他们的那个数字是400万，“全家性命在里面了.”夜间的02号车厢有约一半人是他们这样的人，大家说话到天亮，很多人在哭。
邻座的一位女士没间断地哭到了天亮。
后来的那些天里，宁晟常常能见到眼泪流个不停的人。
在派出所登记报案，临时接待大厅里，人们排着队写下名字和对应的数字，他的耳朵充满了同类的哭声。
晚上，妻子蜷在派出所门口，他远远地走到天桥下面，睡在派出所门口让他有种干了坏事的感觉。
仰面躺在水泥凳上，看着雾霾笼罩的夜空，痛苦、羞耻、茫然，35岁的宁晟这一次听到的是他自己哭了。
报完案，录好口供，未来的双胞胎爸爸孙大成才感到那种致命的无助。
把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他在车里独自坐了6个小时，像他不认识的袁朗一样，也把人生从头捋了一遍。
深夜才重新发动车子回家。
家是东六环外月租4000块的一居室。
并排躺在床上的夫妻二人都36岁了。
7月初这对夫妻刚总结完本命年上半年的运势，总体蛮好的，终于要上了孩子，还是一对；他出来创业，钱也挣到一些，计划买块劳力士DD奖励自己。
（事发后他第一时间想起这块表，让代购的朋友取消了订单。
）好的生活眼看就要降临，立刻又面目全非了。
黑暗中，孙大成流了眼泪，很小声地跟妻子说了对不起。
罪人之家
一个人对自己所经历之事的本质有多缺乏判断，就在事后有多茫然。
听听他们的控诉和抱怨，就明白他们离理解它有多远。
杭州的肖捷说，“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就跟风刮走了似的？”武汉的退休工人樊玉英问，“一个农村娃出来，你心肠怎么这么狠呀。
一共有22个亿，一辈子又花不了那么多钱。
”云南洱海的那个商贩何金镇在电话里哭了，“绝望啊.”他说，“我们的钱到底去了哪里么？”深圳的打工者李启智问他儿子，“你学法律的，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子答不上来。
令他们把钱交付出去的理由有什么呢？有的人仅仅是接受了亲友的推销。
那位湖北孝感的农妇得知这个发明，还是源于城里亲戚的好意，“看我持家太辛苦了。
”自杀未遂的严乐也是，“看大城市人都投才投的”。
仿佛是沾了什么光，他们才与这个挣钱的新套路相遇的。
进一步地，人们又是从何时确信它是个好发明，从而感到安心的呢？
杭州的黎渺在参加完一个投资平台的年会后追投了一百万。
主要是由于她得到了公司高层的口头保证，保证他们将第一批拿到互联网金融牌照。
同样参加过该平台年会的投资者还带回来了别的信息，比如，CEO本人看起来太老实了，“不可能骗人。
”年会看起来很有档次，前央视的主持人出席了。
有些人在事后控诉时，还使用了这些素材：那位CEO甚至还在卫视上作为专家分析过如何防止平台风险、应对跑路等等。
一个叫云端金融（也是死雷）的平台，雷掉前一个半月还领过一个2018互联网金融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的奖。
当然，这些控诉只能表明，投资人们既不理解这些平台，也不理解某些现实。
袁朗投资的爱钱帮（死雷），是因为百度曾经的一位副总陆某带资入驻了。
被雷后，陆因承诺帮助大家，被投资人们感激地称为“陆先生”，后来，他也失联了，称呼降为了 “陆狗”。
那位深圳的女士、3个孩子的母亲，投资的平台“钱爸爸”由某银行存管，这个细节使她安心。
那座地标式的摩天大楼稳稳地立在她的窗外，每一个深圳人都能看到它立那儿。
那些擅自做主把钱投进去的人，从财产支配者沦为了各自家庭的罪人。
出事以来，邹明发现妻子总是陪着小心。
做饭时主动给他打下手。
以前，常常数落他喝啤酒，现在为了省钱他不喝了，她反倒问，“怎么不喝一杯？喝一杯吧。
”
天津的电焊工人薛涛是那个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的人，同时是一个四口之家的罪人。
无论如今多痛恨，出事前，他们得承认自己相当感谢这个发明。
他的财产几乎都来自拆迁补偿，122万，是凭打工挣不回的钱。
钱多了是一种负担，怎么给钱找个好去处？他当时琢磨。
存了两年银行定期后，他找上了这个渠道。
很多收入萎缩的家庭，这个渠道的回报成了他们最大一笔收入。
电焊工人薛涛是这样，睡在北京天桥下的宁晟也是这样。
他靠卖精品杯子白手起家，生意兴隆过，如今萎缩了，只剩最后几家店铺。
他的家庭和生意依靠这份利息维持。
最早，云南的商贩何金镇还能听到妻子朝自己吼骂，后来她一个音儿都不发出了。
白天，她长时间地坐在客厅，不说话、不喝水，眼睛里失去了光。
晚上，她又带着那样的目光躺到床上。
为了避开客厅的景象，他常常跑出家门。
“钱要不回来你就自杀。
”
“好的，妈妈。
”
每隔两天，山东青年李宝泉都要与母亲进行一遍这样的对话。
因为他把30万用于结婚的钱投进了“掌阅理财”（死雷），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也推迟了母亲退休的日期。
他在工地监工，每天不得不在兜里揣两包烟，一包好的，领导来巡视时递上，一包次的，自己消愁。
袁朗的方法是喝酒。
上午处理点公务，中午就在办公室里喝起来，喝到下班回。
妻子知道他愁，没酒了还给他买好，有时也陪他喝。
在家里，孩子叫声爸爸都令他心烦，连保姆都处不好了。
长春的毛晓丹是被丈夫拉到卧室告知的坏消息。
避开老人、孩子，两个人躲到楼下公园里哭了一场。
后来，丈夫先崩溃了，成了一个危险分子。
至少两次，他当她的面要跳楼，还拿指节梆梆地砸墙。
只要她说起钱，他就能把车飙到时速150公里，只要她不住口，他就能开得再快一点。
后来她不说也不哭了，车速快到承受不了，她就闭上眼睛。
鱼肉一股柴油味儿
看一看每个家庭的账本，重点看他们取消了什么。
上班族马小晴取消了每天来回2元的公交费，改为步行。
单亲母亲严乐把一天三顿缩减成了两天一顿。
一位南京的女士取消了在理发店洗头的钱，在家清洗她垂到腰间的头发。
天津的薛涛取消了儿子8000块的英语课外班。
袁朗取消了两个孩子加起来7万的保险费，以及本该早点买来给母亲住的商品房。
直到产检完的妻子发来账单，孙大成才知道双胞胎的所有产检费都要x2。
一个羊水穿刺检查——4900x2。
他吓着了，取消了让孩子在北京成长的机会，出生后立刻实施回乡计划。
杭州的周妍母女，打算依靠母亲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度过她们预计长达几年的家庭寒冬。
特殊时期，母亲决定去7公里外的市场买菜，转两趟公交车，每周采购一次，一周能省下三五十。
水果开销完全取消了。
母女各瘦了二十来斤，母亲消瘦得更明显一些。
她哭诉时，女儿无声地捂住脸，慎之又慎，这个30岁的女孩还是把母亲一生的积蓄扔水里了。
和丈夫在上海打工的郭俪辛一个月后即将生产。
按照原计划，投资的钱将在预产期前回款。
现在都雷了。
3岁的二女儿在超市里打开了一罐巧克力糖，她为8块钱哭了，打了孩子。
她取消了菜，只吃白饭，唯一的蛋白质摄入是丈夫从工厂旁的河里钓的鱼，鱼肉一股柴油味儿。
她的困境一目了然：第三个女儿要出生，存款近乎0，家庭月收入是5000元。
想不出办法她就喝酒，最便宜的啤酒两块五，夫妻俩一人一瓶，身子喝软了也睡不着。
深圳杨小姐倒是做了个有积极色彩的梦。
海面起了风暴，她连人带车被一艘倾倒的大船扣住了。
她用全身力气去迎接，两手轻轻一推，把船翻过来，逃脱了。
但醒来后，引力还是引力，悲哀还是悲哀。
她连奶水都流不出来了，新生的孩子不得不喝奶粉。
与惊慌、痛苦一起袭来的，还有“羞耻”。
是那种坏事偏偏降临在你身上的那种羞耻，是以前过得比一般人强，突然过得比一般人差的那种羞耻。
邹明命令妻子不许告诉任何人。
朋友关心起钱的事来，杭州良渚的夏女士总是潇洒地回应，“早取出来了。
”因为损失的钱是几十年修空调攒下的钱，丈夫砸烂了家里的电视、橱柜。
走在路上，夏女士感觉世界整个儿地变了，开头几天，她发现自己散步时不知道怎么迈腿才好。
一个人得多愚蠢才会落得倾家荡产？即便是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这样遭遇的人。
早上4点，武汉的食堂退休工樊玉英穿上“有钱的时候买的好衣服”，偷偷摸摸地出门了。
在绿化带里、工地上，她沿路寻找马齿苋、芝麻叶子。
“怕人笑话啊，”她的声音饱含委屈，“以前过得那么滋润的。
”她投了70万，“钱爸爸”每月发的利息正巧够她应付车贷、房贷，本来是美满的退休生活。
以前每个礼拜，樊女士能买一只烤鸭吃；遇到乞讨的，她随手“散良心”，出手就是五块、十块；去驾校学车每次给教练抱一个大西瓜，是一个讨喜的老人家。
如今，樊女士可怜她自己，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消失的爱人
在钱的事情上，有时人性表现得相当直接。
很多夫妻或情侣借此重新认识了彼此。
多数是不怎么好的那种认识。
马小晴的未婚夫立刻离开了她，还说她“是个坑”。
那失去的20万里，有她为自己出嫁备的钱，也许会是一辆车或者别的什么。
为了挣回那份钱，她在下班后要开6个小时直播。
她对这份兼职的描述是：穿得若隐若现的，在电脑前卖弄自己，陪着唠点儿黄磕儿，让那些下半夜不睡觉的人给她刷钱。
“以前我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女孩，”她说，“现在感觉自己疯疯癫癫的。
”
杭州的肖捷对新婚丈夫一交待完，就失去了对共同财产的管理权。
丈夫收回了他的支付宝账户。
山东的陈家亮，抱着大概率结不了婚的心理准备，试图要一个回答。
“钱爸爸”和“合时代”账户里的钱，包括预备好的10万彩礼。
带着仅剩的自尊，他问，打欠条行吗？不行就没再争取了。
他用孙正义支持马云获得回报的故事劝解自己，“眼光也有长不长远的。
”
基于自己“精神状态不再适合带孩子”，丈夫把孩子从黎渺身边送走了，由在老家的父母代管，让她好好反省。
她无法让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停留，也不想听他说话，而以前，她是个具有超高耐心的妈妈。
财富曾小溪般一缕一缕地汇入她的账户中——父母毕生的存款、奶奶去世时留给她养孩子的钱（老人的愿望是“多生几个”），公婆给的聘礼（标明也是未来给孩子的），结婚礼金，丈夫的工资存款等等，现在所剩无几。
她明白自己的支配地位——孩子使她成为了全职主妇。
丈夫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呢？她意识到自己是完全被动的。
34岁的黎渺是家中唯一的女儿，被很好地爱护着，有一张柔和、脆弱的脸，眼圈很容易就红了。
她低着头，头发女学生般别在耳后，眼泪洇在纸巾上。
上一次财产风波发生在他们度蜜月期间，股票崩盘，俩人决定全抛。
但这一次，她被上门警告时，他待在房间里，没为她说一句话。
她意识到丈夫拿背对着她。
她猜测他大概有什么“别的考量”。
“别的夫妻都是一起的……”她没再往下说，眉毛蹙了起来，发觉自己有所期待似乎令她更伤感了。
丈夫对尤敏这次财务灾难的评价是“特别蠢”。
夫妻账户是分开的，她损失了钱，没什么可反驳的。
但当他进一步对她当妻子的表现打了不及格时，她愤怒了。
她恐惧结婚，把这件事想象成跳楼，但也勇敢做了。
虽然不是很有天赋当妻子，但也付出最大努力了。
出事后，她问了自己一串问题：怎么就过成这样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看到一个人这么认真责问自己，你会替她难过。
一个女人，负担很重，又很孤单。
如果她的故事对年轻女孩有什么可汲取的教益的话，大概是这一条，“趁感情好的时候，把财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
像不能理解钱的消失一样，32岁的尹璐也无法理解丈夫的消失。
未作任何说明的那种消失。
事发后，丈夫表现得很平静，然后在她不知道的某一刻从家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
他们当初是因为爱情裸婚的，她以为这种婚姻能顽强一些。
过去，她只要在商场的某个柜台前多停留一会儿，丈夫就会帮她买回来。
爱人的消失就像一个耳光，使她过去的生活变得可疑了。
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的，她以为他只是暂时性地崩溃了，情有可原的崩溃，于是给他发了几十条长长的消息，回顾他们的相爱之路。
她是学文学的，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措辞也都怀有情感。
结果一点反应没有。
她改变策略，问他是不是有了别的打算。
问出这个话本身就令她感到受伤。
消失一个月的丈夫发来了“离婚”两个字。
这些天，尹璐常常哭得睁不开眼睛。
哭钱，哭奋斗无意义，主要是哭爱情，“那么不堪一击，爱情能够管饱还是管暖？”她觉得自己被吸进了一个旋转的黑洞里。
她掐自己的腿，希望不过噩梦一场。
腿掐紫了，现实还是眼前破碎的这一个。
在长长的通话中，我像是聆听了一场关于生活的全面否定。
这个夏天，我见了许多突然变得不幸的人，有时几乎电话刚接通、人刚在我面前坐下，就能听到哭声、看到眼泪。
起初他们是为财产被剥夺而哭，还带着愤怒，到后来你发现他们其实在为破碎的生活、为失去的信念而哭——简直像是一场场哀悼了。
你真的能感到有隐形的东西险恶地伏在他们的后背上。
“活着好累啊。
”那东西，压在尹璐的背上，使她看到眼前的道路只有两个选择：“想活，感觉活着没有意义；想死，感觉死得也没有意义。
”她继续描述那个黑洞，我找不出什么有用的句子来安慰她了。
上香拜财神的年轻人。
图片 | 视觉中国
A计划 B计划
最核心的问题总是一个：钱能追回来吗？由于要不到确切的答案，黎渺的母亲，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诚心问了菩萨，菩萨的意思是钱能回来。
这给了她们一些安慰。
袁朗请了当地的狐狸大仙，排号、磕头、烧香，获得了一个符。
挂上没多久，平台又雷了一个。
他另找高人算了一卦，那位的意见是“最多能要回50%、60%”，他将信将疑。
褚建，北京的一个大学老师，说服自己接受50万的失去，同时也说服自己还有不错的赚钱能力。
“但是，”他一再表现出平静，被教养压抑的愤怒还是泄露了，“这个事情跟我是一个提醒。
”
关于未来，邹明准备了A、B两套计划，基于两个前提：钱要得回来的话；钱要不回来的话。
要回来就抱着决心花掉，在老家给孩子买学区房。
然后，该吃吃该喝喝。
他的B计划是，撤销“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差不多得了，不再自寻烦恼了。
他劝导自己就像在劝旁人，带着份洒脱，“钱挣到多少才算是多啊？”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似乎有“省”的传统。
在财产被“一锅端”前，是美德。
但在之后，他们挖苦自己愚蠢。
因为省，张先生的四口之家没有在这个最热的夏天添一台必要的空调，还取消了孩子们的一顿烤肉。
因为省，嘉兴商人宁晟在这个夏天还穿着10年前的T恤。
沿着同样的思路，南京的李轲为自己留下了一辆看不顺眼的奥迪A3。
他的理想车型是A4，并且之前他完完全全买得起。
现在，真买不起了，他的脑子却更强烈地想着那辆奥迪A4。
如果钱能回来，黎渺计划是买保险，把全家人全方位地保障起来。
一定要给多病的母亲请个会按摩的保姆。
去年去世的奶奶如果有这么个保姆，卧床的日子也少点辛苦。
但想想就省了，因为家族的共识是为两岁儿子的未来之路做准备，“给他最好的。
”
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怎么给孩子“最好的”？黎渺的回答，也是很多人的回答——“把钱用在最关键的时候”。
当人们基于现实，忧患未来时，总相信有某个“关键时刻”，它常常是这几个方面：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家庭成员的重疾等等。
如果没有可依赖的福利体系兜底，生活的海面出现风暴信号时，一个家庭得有自己的“准备”。
黎渺的孩子才两岁，但她已经忧心忡忡了。
这大概是人们所说的，活得辛苦的意思。
当失去了拆迁款的薛涛还在自责“没把孩子的财富守护好”时，妻子率先振作起来，找了一份新工作。
毛晓丹与她的“危险分子”丈夫组成了学习小组，等孩子们都睡了，通常都九、十点了，他们去市图书馆开始了一天的学习。
多考个证可以多挣一两千块钱。
两个人朝这个具体目标努力起来。
最近，袁朗有两个账户的钱返还了，虽然对于整体而言是很小的挽回，但仍有人在努力兑现，他感到安慰，专门喝酒庆祝了。
有些家庭在继续动荡，丈夫等妻子的宣判，妻子等丈夫的宣判。
有的宣判已经完成了。
一个中年女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开了，我们上一次联系时，形势还没这么明晰。
特别坚强的人把对自己的宣判，理解成拥有新选择。
在期待一个更有远见（看得到他的发展潜力）女孩的同时，陈家亮的生存策略是不许自己生病，用最低成本获取健康饮食。
听起来辛酸，这个男人在电话里分析起了南瓜“既是主食，又是蔬菜”。
关于财产的法律意义上的宣判，也需要调动最大的耐心去等。
至于还在坚持的人，积极的说法渐渐少了，消极的说法是，人们不过是在等自己的意志力到头，再返回他们破碎的生活中理出个头绪。
孙大成是最顽强的坚持者之一。
他和妻子的故事也是少数能给人暖意的一个。
那个悲哀的晚上，妻子从背后抱住了他，孙大成就没再流过眼泪了。
在财富面前，他拿不出什么证据显示自己是被眷顾的那类人。
这次，仅仅为了多1个点的利息，他把钱从别处转移到了一个投资平台。
往回倒，人生第一笔大额收入，是被裁员的赔偿。
2008年，他一个出租屋的好友炒股，天天跟他说，“大成，我今天又挣了三千。
”“ 大成，我今天挣了五千。
”他忍不住开了户，放了一万块进去。
他还记得那只股票是平安银行，也记得股指从6400点跌到了1700点。
谁不向往财富呢？如果它唾手可得，而你又能牢牢地掌握它。
那次他认了，这次他不认。
继续坚持，继续挣钱，“不信这辈子这个钱挣不回来。
”出事后第17天，他剪了个干净的寸头。
第25天，他重新给妻子做饭了。
他走进厨房，敲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声响，然后鸡汤和排骨都炖上了。
没一会儿，饭菜香就充满了他们的屋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钱杨，编辑：林珊珊，采访：钱杨 武奋丰，事实核查：刘洋，出品：谷雨&故事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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