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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C 新常态：厮杀、淘汰与永恒的真理
从外卷到内卷。
文 | 黎诗韵 张钦
编辑 | 宋玮
上半年的某一天，投资人孟迎收到了某消费项目创始人的消息，对方要毁约。此前，孟迎所在的机构已经给创始人发了投资意向书，并打了过桥贷款。短短时间内，有机构给出翻倍的估值，创始人立马后悔了。
第二天一早，孟迎飞去了创始人所在的城市。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孟迎没有伞，也没有心情打伞。创始人避而不见，他就堵在创始人的公司楼下。
孟迎迫使自己镇定。见到创始人后，他态度坚决，“一切没法结束。” 先不管道义上批不批判，但从法律上，过桥贷款可以提供权益保障。如果创始人违约，其一定期限的投资交易将会被锁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孟迎一直与创始人斡旋，最终以有所妥协的方式投进去了。
从结果上说，孟迎和他的机构是幸运的，但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不该只是简单利益绑定——信任已经被动摇了，这一切又说不上幸运。
一位头部机构投资人曾对《晚点 LatePost》表示，2012 年，他的机构给滴滴发过投资意向书，但因为没有及时提供过桥贷款，直接被另一家 “截胡” 了。从某种程度来说，如今消费领域的投资争抢战，和当年的 O2O 领域别无二致。
“2014 年跟今年非常像，那时候我们身边有几个出来做天使投资的，随便就募了一个亿人民币，随便就投。paper value（纸面价值）非常夸张。” 一家腰部基金的合伙人对《晚点 LatePost》表示。
和当年的 “双创” 热潮一样，今时今日，供给端（资金）都极为充沛。疫情之后，美国政府放水以支持经济，无处可去的资金大量流入美股和港股，推高股价。退出利好也让一级市场的基金手握更多的钱。
但如果说过去是水大鱼多，现在大的机会没那么多了。需求端（资产）急剧变少。一位 IT 桔子的分析师对《晚点 LatePost》表示，2015 年其平台记录的当年新增新经济创业公司有 3 万家，而这两年可能是 5000 家，一直在降。
孟迎说，他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了两个道理，一是成就来自侥幸，“说白了我和沈南鹏之间差的是运气。” 二是要有强者心态，“你一定要比别人更狠，更快地压缩成功路径，踩到别人的肩膀上。” 孟迎给人的印象是友善、阳光的，他这番话听起来更像是，他也找不到更好的生存之道了。
共识：消费行业的极致内卷
如何理解现在消费行业的热？前辰海资本合伙人陈悦天感慨，你几乎找不到一家不看消费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们不是在谈论元气森林、喜茶、泡泡玛特、完美日记、三顿半，就是在去寻找它们的路上。
对于风口，陈悦天再熟悉不过。他曾创造过风口。在 2016 年文娱赛道火热之际，这位留着长发的投资人就已经投资了 SNH48、米未传媒、绘梦文化等公司。核心是一定要比风口早，“当媒体端的朋友们都开始注意到这是赛道时，你就没法投了，估值老早飙上去了。”
如今涌入消费的投资人们可能多数没有提前看到它的价值。
2016 年，风口还是文娱，多数投资人对拼多多尚且都是 “傲慢” 的。彼时，元气森林已经成立，泡泡玛特极度缺钱，而喜茶和完美日记刚拿到 VC 融资。
2018 年，投资人们正 “萦绕在拼多多的光环下”。高瓴投资了完美日记，美团龙珠资本投了喜茶，元气森林在被资本争抢的前夜，泡泡玛特已经预备完全关闭一级投资通道。
等到 2019 年中，市场已经热起来了。以前他们犹豫 “为什么 2012 年投了很多淘品牌，没有一家赚钱的？” 但此时，还没来得及想明白答案，新品牌就已经顺着新渠道的流量而崛起，估值飙升，不能忽视。
2020 年，随着农夫山泉上市，投资人看到了消费品的更多可能。疫情期间，消费也成为钱的统一出口。
“就像大家把一个品类地图拿出来做填空题一样，可以填的空白处越来越少了，需要越来越细分。” 一位主投消费领域的投资人表示。
头部基金的中层管理者李天宇说，以前他们完成一笔投资要花三个月，这个节奏今天根本不可能。“一个细分赛道的、都不算特别头部的项目，从第一次见到做决策，只有 2 到 3 周甚至更短时间。” 他说。这是过去一年才出现的变化。
而一旦项目 “起飞” 了，就是几十亿人民币的估值。“你愿意投就投，不愿意投就拉倒。” 李天宇说。
成立于 2020 年 6 月的中式糕点连锁品牌墨茉点心局短短一年完成了五次融资。只有两家店时，其估值达到 2 亿人民币，随后日初资本给了 12 亿估值，刚刚结束的一轮融资中，今日资本给出了 16 亿估值。此时它刚开 18 家门店，另外有 8 家显示 “待开业”。
后进的投资人要面临的是：一个开了才 18 家店的创业公司，单店估值竟然比星巴克还高，钱给还是不给？他们的答案是，用模型、算法，估一下中式点心行业最终多大。
“如果你（墨茉点心局）大概率能做到第一，我可以接受提前兑现公司价值，让时间、换投资机会。” 一位接近该交易的人士对《晚点 LatePost》表示。
权力翘翘板开始往创业者一端倾斜。
曾联合创立过聚美优品的投资人戴雨森说，十年前创业，都是他们找投资人，很少是投资人找过来。但现在的情况已经被行业人士戏称为，“投资人都 ‘跪’ 在创业者门口”。
2018 年 C 轮红杉投资快时尚电商平台 SheIn 时，这家公司本不准备对外融资，最后是红杉资本合伙人邹家佳坚持不懈 “跪了半年跪出来的一轮”。SheIn 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明星独角兽之一。邹家佳总结，是真诚而频繁的沟通，对整个电商业务的长期观察和深度理解，以及对 CEO 真正想要什么的洞察，打动了 SheIn 创始人许仰天。
在三顿半的 B+ 轮融资中，由于 “希望跟进三顿半融资的投资人数量过多”，创始人吴骏不得不让投资人们写一份书面材料，以 “高效” 推进融资。而若要投资彩妆品牌花西子，投资人需要自报估值，并回答公司提出的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包括：
- 给花西子的估值是多少？
- 除了资金外，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在的资源？
- 可否接受纯财务投资？
- 为什么看好花西子，你觉得花西子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 你们希望花西子未来发展怎么规划？
在茶百道的新一轮融资中，投资人也抢得 “头破血流”，他们又写了情真意切的 “小作文”，不过这次是主动的。
在 2014 年就开始自发给创业者写 PPT 的 XVC 创始人胡博予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投后服务，把它提前做了，增加信任，创始人会选择我们。” 他说，XVC 大部分的 TS 都是当天签的。
投资人是乙方，创业者才是甲方，“你把自己当成粪土，才能将心比心。” 胡博予说，因为要求太高，XVC 的投资团队 4 年了还是 6 个人，找合适的人挺难，“我们不太重视经验，而比较看重思维习惯，再就是对创业和创业者的热爱。”
一位头部美元基金人士对《晚点 LatePost》表示，其基金开始将以前独立作业的投后服务打包在一起，让创业者可以一键触达，“以前投后服务是一个 nice to have（锦上添花），现在变成了一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竞争优势）。” 他说。
钱和钱没有什么不同，有选择权的创业者更喜欢 “聊得来的，价值观相似的投资人。”
一个消费品创业者说，天使轮融资，他和投资人在一周内从认识到决定投资只见了三面。“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我用笔记本，连忙下单送了 ipad。” 种种细节让他感到彼此在价值观上出奇的一致，“而且生日只差了 6 天。”
超级基金阶段倾轧，大浪淘沙
2016 年创立光点资本之前，符正任职于 CVC Capital ，当时他的办公室在国贸写字楼 16 层。当时 5 层是真格基金，19 层是他如今的出资人 GIC（新加坡主权基金）。就像一种微妙的隐喻，“当时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特别近，但做的事情是平行的，都在自己的跑道上有条不紊地耕耘。”
而现在，自己的跑道没有了，只有全阶段的混战。
真格基金合伙人戴雨森说，以前真格所在的天使阶段，很少碰到抢案子的情况。但从去年开始，投后期的基金下场去了早期，抢案子变得越来越重要。
去年真格投了一个时尚消费品项目，估值几千万人民币，结果红杉、高瓴和真格三家都给了 TS。“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三家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在一个早期案子上。”
后来创始人选择了真格领投，红杉跟投。而高瓴转身投了这个公司的竞品。
2020 年 2 月，从二级市场起家的高瓴正式成立高瓴创投，覆盖从 300 万人民币-3000 万美元的早期项目。一周年之际，高瓴创投完成了超 200 起投资——几乎每天都要投出一家公司，同时完成了美元和人民币合计规模超过 100 亿元的独立募资。
唯一能与高瓴一较高下的是红杉。2018 年 6 月，红杉中国宣布成立种子基金。今年三周年之际，红杉中国种子基金宣布一共完成了 170 余起投资。
利用非对称性的资金优势来掠取头部项目，头部项目获得巨额资金后继续攻池掠地，进而获取该赛道的垄断地位。孙正义的愿景基金最先贯彻了这种打法。
创新工场合伙人汪华在 2019 年接受《晚点 LatePost》采访时谈到， 2018 年以后，互联网的界面层机会已经几乎没有了，VC 的小而美、枪手式时代也会逐渐过去。覆盖打法将会成为主流。
“小时候它（项目）长得不像独角兽，像小蝴蝶，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那我都投点，反正会长嘛。” 前光速中国合伙人、云九资本创始合伙人曹大容对《晚点 LatePost》形容。
“那么多人、那么多钱去砸早期项目，整个原来的游戏规则就被打破了”，一家种子基金的投资人对《晚点 LatePost》说，“原来项目第一轮 5000 万以内估值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你一、两个亿（估值），创始人都看不上你 。”
一位头部基金的投资人对《晚点 LatePost》说，一家二线基金想投一个消费项目，两个合伙人连着和创始人聊了两天，后来才知道，他们接触上的隔天，项目就拿了红杉的 TS。红杉是带着空白 TS 去的，关键是红杉在给 TS 的当天才接触这个项目。
李天宇认识的一位同行，最近离开了原来的腰部基金，加入了一家排名更靠前，资金管理规模也更大的基金。看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他离开的原因是，自己看的 A 轮项目融资额已经由之前常见的 300 万-500 万美金，抬到 1000 万美金甚至更高。而原来的基金因为没有募到足够多的钱，看不了了，他只能到更大的基金看。
“5% 的 GP 拿走了市场上 95% 的钱。” 达晨财智高级合伙人邵红霞在 5 月的一次活动上说。
极致的头部效应是股权投资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据 IT 桔子数据，2020 年中国所有投资机构（包括天使、VC、PE）中，投资超过 5 次的机构只有 155 家，近 7 成机构没有任何投资交易。
但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家 GP？由于过往的资本市场繁荣，截止到 2020 年，中国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数量约 2.4 万家，是世界上相对最多 VC/PE 机构的地方。
一家头部美元基金的合伙人说，他用了高考——这一竞争程度最高的国民考试，来形容投资行业的这场变化，“高考 500 万人和 800 万人，其实不会影响考清华的难度啊，本来就很难。”
他说，真正的风险不是来自于投资人之间的竞争，是来自于没有伟大的创业者。而这个时代太好了，伟大的创业者层出不穷，怎么能不乐观。最后，他发来一段共计 466 个字，讲述他如何投到某热门消费品牌的通稿文章，生硬地给自己打了一个广告。
机构内部也在竞争
年假快要到期了，但投资人孟迎不准备去休了。“我的项目如果晚一天，可能就是别人（同事）的。” 孟迎说。
本质上，内外部的考核标准都是投出好案子。如果说二级市场建立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同事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发掘价值。那么一级市场就依赖信息不对称，同事排他竞争，“想办法进行生死之搏。”
大基金内部，看消费的可能同时有 10 个人。曾有投资人联系上创业者后，对方说，你是我认识的你们机构的第四个人。都在比谁更先见到项目，“第一速度录入系统”。
上述头部基金的投资人展示了内部今年 2 月的项目统计情况。刨去两周（14 天）的春节假期，在仅仅两周时间里，基金内消费赛道排名第一的同事看了超过 30 个案子。
为了拿案子，投资人甚至会互相 “抄作业”。在一些信息互换群里，A 机构企业服务组的投资人，会跟 B 机构消费组的投资人换项目。有的投资人一周见 5 位投资人，只为交换项目。为了避免信息泄漏，有的机构每周开一次保密会议，只有合伙人参加。
陈悦天的微信名字前面有一个字母 A，一般这么做的是房产中介、微商。“就是为了获得免费流量，” 陈悦天说，他从 2012 年刚有微信就这么做了，有一段时间他叫 “A. 创新工场陈悦天”，“6000 位微信好友，要让他们时不时看到我。”
2011 年开始，胡博予在 DCM 当投资经理，他投资了快手。“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加入这个行业的时间点，在职业早期、在我对行业的热情还没有消失之前，就获得了一些正反馈。”
他说，大部分都是运气。2014 年，都不是他自己找的，FA 把快手项目推到他面前。在一个 Costa 咖啡，他跟创始人宿华和程一笑见了一面。之后没几天投委会就通过了。
“这是完全不可能重复的，” 胡博予说，“做投资，你没有运气是万万不行的，你只有运气倒是可以的。”
在 DCM 待了 4 年，他就投了 5 个案子，“5 个项目里竟然上市了 3 个，大部分都是运气，” 他一度不觉得快手会是跑得最好的案子，“我有一阵觉得快手可能值 20 亿美金，优信（二手车）可能值 100 亿美金。”
“那个时候整个互联网都存在重新做一遍的机会”，上述头部美元基金的投资人说，“你不一定能够投到腾讯、快手，但你闭着眼睛投到一个懂球帝、乐信，应该不是特别难。”
机构内部的红利也在消失。人更多了、层级更多了、上升通道也更难。“以前机构只有分析师和投资经理、副总裁和投资总监、合伙人三层，现在每个层级间都加了不止一个职位层级。” 陈悦天说。
上述投资人说，有一位投资经理投了某项目的 A 轮，等到投 A+ 轮，他跟创始人发语音、打电话、发微信，创始人一概不理，“合伙人一发，创始人马上回来。” 最后该项目就给了合伙人。
往上升更难了。在 10 年的周期里，现在机构中的 VP（副总裁）和 D（总监），很难做到 equity partner（权益合伙人），因为梯队已经挺满了。
“晋升的速度赶不上阶级固化的速度，在赚到足够本钱前，（已经）被集中度更高的一小撮人更快速收割。” 孟迎说。
一位在某家头部美元实习过的年轻人说，他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做 VC 的好时机，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当个工具人。带他的老板建议他去到大厂，之后再回来，但是基金大老板不这么觉得。后者不太能感受到小朋友的心情，他说 VC 还是有机会的，“我说，毫无疑问。但那机会可能是你的，不是我的。”
VC 的意义
去年的年度总结会后，李天宇第一次想要离职。他主看 To C 互联网，投入产出比太低。热门的赛道诸如芯片、医疗、消费一年看能投二十个，他最多能投两个，还是各种权衡才挑出来，“如果按原来的标准，可能一个都投不了。” 他说。
一些 VC 告诉我们，他们在二级市场和比特币赚的钱，远超过做 VC 赚的钱——这就是现实。
一位投资人说，他在 B 站 40 亿美元的时候买入，最高涨到 450 亿美元，同时在比特币平均持仓价格 4000 美元时买入，最高涨到 4 万美元，都翻了十倍。
机构也是如此。“比如高瓴，它们在二级市场真正藏仓的那些，像 ZOOM 一下配几十亿美金，你在这里（一级）投个三四千万人民币，连个利息都不如，就是以实击虚。” 上述腰部机构的合伙人说。
古典 VC 推崇者陈悦天说，VC 曾经投资的是从沙子中造出芯片和人类未来的公司，是要把计算机搬到千家万户书桌上的公司，是能够让世界各国各种肤色各种语言都能相互实时交流的公司。
如果比拼 AUM（资金规模），VC 当然远不如 PE、对冲基金，但 VC 真正的意义是用新技术撞出新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最终带来巨大的社会改变。
“而我们在投资一盒牛奶、一瓶酱油、一个老婆饼店、一袋方便面？come on，这个世界不会因为多一袋方便面而变得更好的，你讲破嘴皮也永远无法说服我。” 陈悦天说，行业现在越来无聊了，人们已经习惯了 VC 的 PE 化。
他不是因为这些进入 VC 行业的。毕业进入摩根斯丹利，职业会走向高薪稳定，但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25 岁那一年，他加入 VC，想找到人生意义感。他说投资 SNH48 时，中国没有成熟的偶像产业，那笔钱改变了 300 个女孩的命运。
“火凤” 是今年初他新成立的基金的名字，因为 “火凤不死，星火燎原。” 基金继续投青年亚文化，找下一代社交网络。不久前他投了几家与 Metaverse（元宇宙）相关的公司。
“You should learn to pick your fight（你应该学会选择战场），不要动不动跟全市场的人打，其实竞争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赢，而是选一个地方最好不要发生竞争。” 他说。
林方是一家主投消费的中小机构的投资人，在他看来，消费品能有四种模式能成，分别是平台型、大单品型、渠道型、稀小但有独特配方的连锁业态型。他说前三种都没有自己的机会了，但可以找最后一种。
他开始了国内从南往北的地毯式扫荡。第一个落脚点是广州，这是茶饮的发源地。从零开始，他先在商场做街头访谈，再向周边扩散，颗粒度细到很多街边小店。他还会去当地的美食社区、小红书上搜寻。
真的有所发现。在看到店面排队夸张，大众点评和小红书上有很多好评后，林方发掘到了柠檬茶这个品类。“也许在做超级 deal 的基金看来，这是小打小闹的投资，但是我觉得是行之有效的投资。” 他说。
前述种子基金的投资人认为，天使机构不需要往后走，反而可以通过把天使做好，形成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找到小创业者帮政府去做产业升级。
“（年轻人）都急，肯定急的。” 曹大容说。他于 1999 年入行，横跨中美市场，当了 20 年投资人，投资了大众点评、青云科技、信也科技、满帮、拼多多等公司。他意识到一个投资人的最重要能力是过滤杂音。“投资人每天接收的信息，大约 99.9% 都是杂音。”
这不是一天练就的。“就像学冲浪，每次都摔得很累，太容易放弃了，” 他做了个倾斜身体的动作，“（但是）某一刻，没有预兆的，你突然就会感觉到，哎呀很容易了。” 这个过程需要耐心，2 年做到的是天才，一般要 4-8 年，但超过 10 年可能说明真不适合。
胡博予 创办 XVC 时，他的一位基石 LP 向他提问，关于怎么做好一个基金。胡博予苦思冥想了两三个月。
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基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团队应该如何搭建，需要怎样的文化、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以前）我以为我想明白了，但其实没想明白。” 胡博予说。
他认为自己改变不了这个工作辛劳的本质，但至少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带给人的痛苦，就要用过程去对抗结果，用长期主义去对抗短期的得失，用更好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减少内部竞争、鼓励协作。团队不比案子、不比业绩，每次复盘会从来不会按单个人计算业绩，只谈 “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用什么方法做的、对认知和决策的贡献是什么”；就算有个别项目没投好，也不会影响职业生涯；利益分配则是，“大锅饭” 与 “共产主义”，让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一致对外。
机会与希望永远存在。戴雨森说，互联网的本质是新技术带来的指数增长机会，这种机会并不是时刻都有，但互联网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每次你觉得没创新的时候，很多创新都来了。”
中国创投市场发展至今 20 年，一次次的热潮塑造了如今的互联网格局，当某些行业的红利消失，市场回归理性，随之而来的是淘汰和自我净化。投资人们必须接受这是一种常态，并与之相处。而真正勇敢、诚恳、独特的人们，也许才能走到最后。
（孟迎、李天宇、林方为化名）
二、中介熬不住了，字节“抄底”的好时机来了
燃次元（ID:chaintruth）原创
燃财经出品
作者 | 侯燕婷 谢中秀
编辑 | 谢中秀
现在是房产中介的艰难时期。“全杭州离职的中介非常多，我爱我家（杭州）可能将有一半人会离职。”杭州钱江新城一位我爱我家的中介黄涛告诉燃财经。
上海临港新片区一位易居房友的中介大古也表示，“（上海）市区已经有很多中介门店关门了。我们也关了一家，后面还要再关一家。”
中介困境的背后，是市场成交量的萎缩。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金九银十”不再，楼市全面“速冻”，尤其国庆黄金周期间成交几乎为零。
以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来看，今年9月，深圳仅成交1765套二手住宅，环比减少13.6%。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热点城市二手住宅市场报告》显示，这几乎是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量近十年的最低值。
燃财经梳理2016年至2020年深圳二手房成交数据看到，2016年、2020年深圳二手住宅月均成交量接近8000套。即使2017年至2019年，这个数据也在5000套到6500套。今年9月的1765套成交量，远低于往年。
深圳之外，北京、上海、广州同样不容乐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9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为套，环比减少21%，已经连续下降7个月，并处于近18个月来的最低点；上海9月成交套数为套，环比下降40%；广州二手住宅整体网签宗数为6198宗，环比下降27.38%。
《热点城市二手住宅市场报告》指出，监测的11个城市9月二手住宅成交量环比大降19.8%，同比暴降45.5%。
“中介这一行全靠成交吃饭。不开（买卖）单要饿死的。”大古直言，“我已经两个月没开（买卖）单了，全靠做租赁业务那一点收入糊口。但也没办法，大环境如此。只能靠熬，熬不下去的中介就离职、转行，门店就关门。坚持下来的，就在下一波赚钱。”
离职、关店，是应对市场寒冬的无奈之举。即使大如贝壳（），近期也传出了裁员的消息。10月11日，有用户在脉脉发帖称，“贝壳上海所有员工将被优化，补偿方案为N+3”。10月13日，贝壳找房向燃财经确认了裁员的事实，并表示，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公司据此对上海地区金融等部分业务进行调整。
“现在的二手房市场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冷、速冻，惨不忍睹。”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燃财经表示，“估计接下来也难以好转，一切都要看信贷政策的走向。”
但就在这个时候，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却在房产经纪领域动作频频，先是10月4日，“字节跳动收购麦田房产旗下北京福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消息传出，引起大众关注。随后，10月8日和11日，字节跳动又先后成立福建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舆论纷纷猜测，字节跳动是否有逆势扩张、布局线下房产交易之意。
对此，10月13日，字节跳动方面回复燃财经称，“作为字节跳动旗下房产垂类资讯平台，幸福里目前依然聚焦于房产垂类资讯内容的搭建上，致力于为购房用户提供全面、专业、可靠的购房决策支持，暂无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计划。”
不过，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认为，“现在是字节切入到这个赛道的最合理和最合适的时间。第一是它进入的难度会相对比较低，第二是成本应该也会相对可控。”
但未来字节跳动在房产经纪市场将搅起何种风云，还要看它接下来的动作。
张大伟认为，字节跳动有充足的资本，还有旗下今日头条和抖音的巨大流量，如果真的想打通线上、线下做房地产经纪业务，是很有想象力的。但房地产和互联网其实是两种思维，房地产是重的、有资产的，互联网是轻的、线上的，贝壳做了20年才到千亿估值。房地产交易说起来盘子很大，但如果字节跳动真要重资产、投入做线下，其实是不划算的。
前有已经占据市场的贝壳、安居客，旁有互联网前辈京东、阿里早已布局的京东房产、天猫好房，还有众多房企自建的营销平台，诸如房车宝等。字节跳动将如何搅动这个市场，又能否闯出一片天，还是一个未知数。
房产中介触底了吗？
早在今年4月，燃财经在《互联网卖房，就差那么一点点》中，就提到字节跳动旗下房地产信息平台幸福里的员工透露，“目前幸福里主要做的是新房业务，年底会开启二手房业务。”
现在看来，字节跳动似乎嗅到了布局二手房的好时机——因为房地产经纪行业正面临着危机和考验。
一切始于二手房价格调控。“二手房参考价”首发的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已从1万套跌至2000套以内。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7月份调研798家机构合计4161间门店的情况（覆盖率达到全市门店总量的近6成）发现，有104间门店已关闭且已办理工商注销，占据总调查样本的2.5%；有220间门店已暂时停业，但未办理工商注销，占据总调查样本的5.3%。 根据类推法分析，预计现阶段全市中介门店关停总量应在500余间门店（含未备案）。
类似的，7月份，上海也推出二手房价格核验新政，上海市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以市场真实价格为依据，对每套房源进行核验，没有通过价格核验的房源不得对外发布。而8月6日起，上海各银行二手房审核贷款金额以“三价就低”为原则，即银行根据合同网签价、涉税评估价、银行评估价三个价格中，相对最低的价格审批贷款额度。
“据链家的同行说，8月份临港新片区范围内的链家门店即亏损200万元。”大古说道，“如今区域内二手房成交量几乎为零，而链家一个门店就近20个人，（链家）中介底薪高，一个月光发工资就要20万元，成本很高，没有买卖单是无法生存的。”
大古的生意也受到极大影响。他表示，不仅两个月没有开单了，之前的还有几个“爆单”的，因为二手房指导价和贷款政策的调整，很多手头现金流不够的刚需，临时“反悔”，“银行批的贷款按照核验价来，实际成交价又高于核验价，直接导致首付提高，甚至翻倍，很多人买不动了。”而且，由于很多银行的贷款额度受限，很多置换的改善一族，也因卖房拿不到钱，而无法继续买房。
上海链家研究院的监控数据显示，8月份全市共成交二手房1.8万套，环比下降24%，同比下降40%，已跌至2019年10-12月的月均成交水平。上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上海9月二手房成交1.2万套，相较8月下降33.23%，创下了过去一年来的单月最低成交量。市场预判，上海二手房10月成交量恐降至1万以内。
上海杨浦区一位21世纪不动产的中介方哥告诉燃财经，仅在其门店周边500米内，中介门店关闭的就有近10家。“不同品牌的门店都在关闭，不知道是裁员、收缩还是单纯店铺到期关门。”他指出，身边很多同行在离职、转行，“尤其是这段时间刚入行的中介，成交不了单，只能转行。”
除了深圳与上海，此前楼市过热的城市如宁波、成都、无锡、西安、东莞也都相继出现类似的二手房价格调控政策，而在杭州、南京、合肥等热点城市也出现二手房限购或限贷政策，全国各地二手房市场迅速降温，房产中介离职潮、门店关闭潮可谓席卷全国多个城市。
同时，房贷也在承压。今年三季度，全国信贷突然全面收紧，房贷放宽普遍都在3个月以上，部分城市甚至需要6个月以上，有购房者在小红书等平台表示，“3月份签合同、6月份过户，到现在（10月9日）还是遥遥无期地等着（银行放款）。”
数据证实一切。 克而瑞研究中心发文指出，至今已有12城先后出台二手房指导价控市，市场热度自4月起逐步降温，月成交量实现“5连降”。三季度末，二手住宅成交规模持续下行，9月全国1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体量为359万平方米，环比回落18%，同比跌44%。
从日成交数据具体来看，10个核心城市环比普遍回落，仅南京同比增长32%市场坚挺，北京、大连、杭州、青岛、厦门环比回落30%左右；同比来看，降幅持续扩大，其中深圳市场长期低位运行，同比回落77%，三季度杭州、青岛市场显著回落，本月同比均有6成以上下降。
图 / 丁祖昱评楼市
黄涛对燃财经表示，从8月限购新政颁布开始，杭州二手房市场就逐步惨淡，短短三个月，成交量也从1万多套跌到不足3800套，“深圳七八个月跌到2000套，杭州三个月就跌掉三分之二，形势比深圳更严峻。”他透露，我爱我家（杭州）可能将有一半人会离职，“如果到明年1月，政策还不放松，那从业人员是撑不下去的了，或者说这个行业就会被淘汰了。”
张大伟对楼市的前景并不乐观。在他看来，之后市场也难以好转。但多位留在房产中介行业的中介人员，仍然维持对市场的乐观心态。黄涛就表示，他准备先负债过日子，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如果明年政策会宽松，那这个短期困难也就会过去。”
深圳龙华一位中原的中介小开对燃财经表示，现在他都转卖热门区域的新房了，“该走的走，没走的正常开展业务。”显然，他正在以一种乐观心态对待深圳楼市的周期性变化，9月份也卖出5套新房，“热门的新房，给不了中介多少佣金，赚得肯定比卖二手房少很多。”有意思的是，他正在谋划卖电子烟的副业。
黄涛此前就是卖新房的，他指出，目前对于房产中介来说，做新房可以维持生计，但并非长久之计。“现在市场淡了，新房也没有以前热门，开发商也愿意跟中介合作，如果手上有客户，还能熬个大半年。”然而，他认为，新房做久了，“人会散的”，新房销售周期短，但回款周期长，“新房卖了可能要半年才能拿到佣金，这半年就得负债，而半年后收到款，也很难存钱。”
方哥也表示，这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困难，会过去的，“上半年销量非常不错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成交量过高，就会迎来低潮。”他说，这波调整持续半年或一年都好，持续时间越久，之后市场爆发的力度可能更大。
互联网能救房产中介吗？
房地产经纪行业遭遇危机之时，也正是字节切入房地产经纪的好时候。郭毅认为，“行业面临调控也好，还是市场面临短期的困难局面也好，对于字节来说，反而是它发挥自身优势的一个核心时间节点。”
“因为行业和市场面临困难，就存在更大的获客压力和成本压力。而互联网庞大的流量优势、精准的信息筛选能力，恰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郭毅具体指出。
但“互联网+房产”的概念说了多年，爱屋及乌、搜房等第一轮尝试者已经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或者改名易姓；第二轮从互联网到房产的京东房产和天猫好房也没激起什么浪花。市场上唯一值得一提的只剩安居客和贝壳找房。
字节能否做好“互联网+房产”，将会做成什么样的“互联网+房产”，并无路径可寻。
作为幸福里二手房源的主要合作客户，我爱我家的黄涛表示，幸福里目前知名度、认可度都较低，流量也不高，“杭州幸福里一个月端口费五六百元，而安居客得1300-1400元/月，安居客的流量还是高一点。”他坦言，以前有开单的时候，花一千八百端口费没什么，现在没赚钱，中介又普遍没底薪，这些端口很多都不买了，“这个时候还让我交一千八百给平台，怎么可能？”
幸福里APP首页 图 / 燃财经截图
在不少中介看来，安居客也只是一个卖流量、卖端口的平台，并没有真正进入房地产经纪业务。而贝壳能成功则主要依靠链家巨大的门店网络，说白了贝壳找房就是把链家搬到了线上。张大伟直言，所谓“互联网+房产”，现在还没看到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模式。
“互联网做中介”是存在的，黄涛认为。但黄涛眼中的“互联网+中介”，并非某一平台，而是网红、大V。“现在抖音、快手、小红书都有一些大V、主播都在做房产广告，包括一些房产中介也成为了‘网红’。”黄涛说道。
只是网红、大V的专业性值得商榷。黄涛也表示，“我们做这行一看就知道，很多（内容）有欺骗的噱头、哗众取宠的成分，但这些人还是能赚到钱，我们很多买房的客户也是网红、主播。”
同时，安居客、房天下等互联网平台也在为中介提供流量。
大古表示，易居房友很多电话还是由安居客、房天下这些互联网平台而来，靠房产资讯平台的流量吸引的客户挺多，也是他们主要的客户来源，“不过政策一变，网上流量也随之减少很多。加上现在网上的挂牌价是房产交易中心给的核验价，价格比较低，实际房东的出价比较高，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假房源’，我们就只能再三解释。”
目前来看，“互联网+房产”仍需要线上线下相结合。
不可否认的是，贝壳找房、58同城、安居客、房天下、天猫好房、京东房产、幸福里这些房产信息聚合平台，都为购房者、线下房产中介的传统房产交易模式带去颠覆性改变，但房产作为非标产品，交易仍然要回归线下场景，正如有房产中介所言，“价格都是在谈判桌上确定的。”
“这两年互联网给房地产交易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线上查看房源信息、沟通，还有VR看房。但实际上房地产交易是很难离开线下的，因为房子它首先就是线下的，去年疫情期间，有些客户直接线上看了新房就定了，但二手房还是要实地查看房源情况的，因为它的采光、细节都很难在线上看出来。”一位中介曾对燃财经表示，“有时候不去门店，客户还以为你是骗子，毕竟那么大笔交易。”
张大伟也表示，“互联网只是工具，用来减少重复劳动，但房地产交易低频次、重安全，只能依赖线下。因为互联网天然不给人安全感，所以必然要门店，一对一服务。”
对于房地产来说，互联网有其价值。“不管是新房交易，还是二手房交易，互联网都可以利用其流量优势带来增量和机会。同时，相对来说，互联网的获客成本也会更低。因为线下门店涉及到租金、人员成本、服务半径，局限性更大、成本也更高。”郭毅表示。
但互联网也存在其局限性。“很简单，以京东和天猫为例，电商流量不代表购房流量。”张大伟直言。郭毅也指出，“互联网对于客户真实的、实际的购房信息，比如资金实力、资产的核心诉求和目标、资产流动和转换的周期节点，可能不如中介门店掌握的更加及时和有效。”
“如果字节跳动真的去做，去打通线上和线下、开设自己的线下门店，是能颠覆行业格局的。”张大伟表示。
但黄涛目前对天猫好房、幸福里都不以为然，“互联网来了，不过就是多了几个小地主而已。”他认为，房产中介行业经历洗牌，只有极少数能力强的人能存留下来，而能力强的人，在小中介公司也好、在互联网大厂也好，都能发挥实力，区别并不大。
“现在房地产（行业）这么差，行情不好，谁来都没办法。”黄涛如是说道。
互联网的房产梦
房地产是一块令人艳羡的蛋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7.4万亿元，即使受疫情冲击，也实现了同比8.7%的增幅。而在新房之外，存量房市场有多大，目前尚无准确的数据，有200万亿等多个说法。
但从贝壳找房2020年年报可见一斑。2020年，贝壳找房存量房业务GTV（总交易额）为人民币1.94万亿元，全年存量房营业收入为306亿元。
根据字节跳动2021年6月公布的2020年财务情况和最新业务数据，字节跳动2020年营业收入为2366亿元。虽然相较来说，306亿元还不到字节跳动2020年全年营收的零头。但从字节跳动的营收结构来看，除广告业务营收1750亿元、直播流水450-450亿元之外，电商业务营收、游戏板块流水和交易赛道营收分别仅为60亿元左右、40-50亿元、20-30亿元。
存量房306亿元的营业收入，对字节跳动来说并不是毫无吸引力。
而在字节跳动之前，先行者众多。早在2018年，京东最早推出了京东房产，并将其加入当年的双11促销阵营。2020年10月，京东还表示开启“好房京选”品牌，并已在广州、东莞、惠州、天津等地共开设了800+家门店。2020年，天猫则与易居联合上线了“天猫好房”。
只是正如张大伟所说“电商流量不代表购房流量”，京东房产和天猫好房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燃财经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目前天猫好房仅仅起到“展示”作用，当燃财经提出是否可以看房的时候，客服直接表示不可以，目前在当前城市（北京）尚未开通。而当燃财经进一步询问是否有城市可以看房的时候，客服甚至没有回复。
京东房产频道作用也类似，尽管北京有京东房产自营团队，但也只是起到链接购房者与楼盘销售的作用；而此前宣传的800多家中介门店“好房京选”，则都是其他中介公司来加盟，京东房产并没有自营门店。
至于后来者字节跳动，似乎也不想放弃房产业务。
在提到字节跳动的房产业务时，都会首先想到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的“房产基因”。因为2009年张一鸣从酷讯离开，创业的首个产品就是房地产垂直搜索引擎“九九房”。张一鸣当时曾表示，“大多数人收入的大头都花在房子上，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而需求又远未被满足的市场。”
字节跳动成为互联网新贵后，张一鸣似乎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房产情结，先是和优优好房、懂房帝合作，用今日头条为其导流。再到2019年全资控股房产交易平台“幸福里”的运营主体——北京时光荏苒科技有限公司。
不过，房地业务并不好做。“幸福里也是最近才大了一点。”张大伟直言。今年4月，幸福里的经纪人也告诉燃财经，“前期我们也只有五六个客服，负责对接购房者和新房楼盘。直到后期项目拓展到300多个，忙不过来，才扩招了人，并且启动了线下带看的服务。”
一位字节跳动的员工也向燃财经直言，“房产业务（在公司）有人做，但是不算是特别好的部门。坦白来说，就是不是很核心。”
张大伟分析，“字节跳动老板在很早的时候就创业做过房地产网站。可以说对房地产并不陌生。但发展了这么多年才开始有最近这些举措，证明了其对房地产关注度并不高、进入的步骤也很谨慎。而字节跳动的业务范围是很广的，什么东西可能盈利就可以尝试。房地产是一个几十万亿元级别的行业，虽然京东、阿里的尝试都失败了，但这不代表字节就不会尝试。”
关于链家和贝壳，有这样一个情节。2003年，受非典影响，北京喧闹的街市变得冷清，很多房地产经纪公司也不开业了，但链家选择了继续营业；2005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房地产行业继续降温，链家仍选择了逆势扩张。而也是每一次的挺住和逆势扩张，让链家、如今的贝壳奠定了现在的行业“一哥”之位。
现在，字节跳动在行业危机之际动作频频，是否也有此意？不过，其能否再现链家的故事，还要看字节跳动的下一步动作。
参考资料
《加油2021丨市场篇：新房成交规模全年看跌，二手房出现“5连跌”》，来源：丁祖昱评楼市；
《房产中介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兴衰荣辱》，来源：《财经》杂志。
*题图以及文中部分配图均来源于视觉中国。文中黄涛、大古、方哥、小开为化名。
*免责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本文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三、过年也要北上拍戏，TVB新晋视帝终于不靠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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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近，各位盆友们都请好假回家过年了吗？
过年不打算回家的盆友也不必觉得太孤单，就连TVB新出炉的视帝也为了挣钱不打算在家过年了。
据港媒消息，谭俊彦被邀来内地拍戏，片酬高达600万之多。前几天他还特地在社交网上分享了一组健身的照片，从画面来分析，他应该是在酒店开始隔离了。
据悉，谭俊彦获得“视帝”之后，便被很多广告商看重，不过他本人十分低调，并没有在社交网上透露任何消息。
这位一直被说“靠爹”的星二代，这回终于要靠自己的实力闯荡内娱了吗？
1980年，彼时已是邵氏当红小生的狄龙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喜事，一是凭借动作片《少林英雄》获得了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的提名。
另一件则是他的独生子谭俊彦出生了。
小时候的谭俊彦并不喜欢演戏，第一次到片场探班，看到爸爸在“杀人”，满身都是血。
当时还不懂什么是拍戏的小谭当场被吓得边哭边喊，“快走啊，趁警察来之前快走啊！”
时间来到1998年夏天，18岁的谭俊彦刚好放暑假回国，突然被蔡澜拖去和狄龙一起录《蔡澜叹世界》，突然就爱上了演艺工作，决定放弃自己所学的动画设计专业投身演艺圈。
但其实父亲狄龙是非常反对他做演艺行业的，因为他知道这一行有多苦。
为此，家里不得不开了一次“投票会”，结果外婆、公公、妈妈都赞成，狄龙一个人反对，只好反对无效。
于是一向宠爱儿子的陶敏明马上行动为儿子进演艺圈打点张罗，在一轮物色之下陶敏明为谭俊彦牵桥搭线加入了尔冬升的星皓公司，拍下了第一部电影《慌心假期》。
要知道，那时的尔冬升算是港圈顶级资源了，《颠佬正传》《色情男女》《新不了情》，好作品一部部地出，奖也是一座座地拿。
不仅如此，小谭这部出道作还拉来了梅艳芳和任达华，海报上还专门写着“特别介绍 谭俊彦”。
照这个架势小谭应该一出道不说一飞冲天起码应该也是明日之星了，但没成想这部作品上映之后一点水花都没有，大家只知道狄龙的仔好像也去拍戏了。
谭俊彦眼见自己在电影这条路走不通，就想着走走歌手的路子试试看。
当时一间台湾的唱片公司来找小谭，说要帮他出唱片，小谭放下香港的电影之路就跑去做音乐。结果三年之后，这间公司被收购，录好的唱片也无法推出。
小谭眼见自己三年的努力沦为了泡影，开始放弃自己，日日买醉，身材也开始走钟。最后还是老妈出手，来台湾帮到谭俊彦解除唱片合约，帮他重回电影圈。
这要是一般人，工作换了城市，甚至都换了岗位，回来再做谈何容易？
但谭俊彦不是一般人啊，他爹是港圈大佬，小谭回到老爹的地盘后，分分钟就有工作找上门了。
有一次小谭准备去拍戏，突然接到制片人的电话，“刘伟强导演想加多点你的戏份，为什么你这么迟还没来片场？”
那一刻，小谭才醒悟过来，原来是有机会在自己面前的，但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珍惜。
于是，在香港一直被妈妈照顾得很好的小谭决心走出爹妈的“势力范围”，只身一人北上去闯荡闯荡试试。
2010年，谭俊彦参演了由杨幂、陈小春主演的惊悚电影《孤岛惊魂》，饰演摄影师“阿Ken。
但那部戏里，观众只记得了杨幂的好身材和她粉丝能打的票房能力，无人在意谭俊彦是谁。
2012年，谭俊彦参演赵文卓主演的夺宝动作电影《大武当之天地密码》，饰演陈保罗。
但当时这部戏上映之时，全部的焦点都集中在和甄子丹上演骂战的赵文卓身上，不说谭俊彦无人在意了，这整部电影都扑得无声无息。
除了电影，谭俊彦还在内地拍过不少电视剧。
2013年，谭俊彦参演了苏有朋、秦岚主演的时装剧《非缘勿扰》，饰演男主角的好友。
2014年，谭俊彦又出演了由林峰、张晓龙主演的《陆小凤与花满楼》，饰演西门吹雪。
可拍了这么多电影电视剧的谭俊彦，在北漂这么多年后，依旧没混出个什么名堂。
这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谭俊彦，决定不再折腾了，立不了业了，就先成家吧。
北漂的这几年，虽然没能给谭俊彦带来什么知名度，但是带来了个好老婆。
2013年，谭俊彦因为拍电视剧《冰酒窝》而认识了一位东北姑娘任祉妍。两人在剧中饰演情侣，很快擦出了爱火，最终假戏真做走到了一起。
任祉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戏剧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时更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收获了优秀毕业生称号。但和谭俊彦结婚之后就为爱淡出了演艺圈。两人于2015年登记结婚，先后生下了一女一儿。
据谭俊彦本人说，之所以回港也是为了小朋友。
在香港拍戏，可以收工就回家凑仔，但如果还留在内地的话就要几个月才回一次家，陪伴不了小朋友的成长。
也许是有了家庭的温暖，或者也是因为回到了老爹的“势力范围”，谭俊彦回到香港后资源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2018年，谭俊彦一进TVB就空降《天命》当男主角，视帝陈展鹏也只能为其作配。
之后的资源更是接连不断，2019年又主演《包青天再起风云》，饰演绝对的大男主包青天。
因为狄龙曾经在1995年演过TVB版《包青天》，难免会被人拿来比较，为了演出和父亲不一样的感觉，谭俊彦说：我会加入爱情和搞笑情节，让观众耳目一新……
结果观众更反感了。
配合生硬的演技，谭俊彦被观众喊“谭吼吼”“强推之耻”，甚至有法证剧迷私信求梅小青不要让“狄龙个仔”演《法证先锋4》。
这位剧迷最后当然没能如愿，这位星二代还是出演了男二。
剧中一张带有“成功靠父干”的截图更被网友认定为是官方吐槽而疯狂转发。
谭俊彦的演技也被疯狂吐槽，只要不是自己在讲台词，谭俊彦就会变得双目失焦，处于断电模式。
但这丝毫不影响谭俊彦的资源，此后的剧更是一部接一部，部部都是男主角。
在观众的评判和质疑声中，谭俊彦的演技也慢慢有了进步。
2020年主演的《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算是当年黑马剧，本来是2018年就拍好的仓底货，没想到播出后靠着口碑收视率竟然慢慢爬起来了，豆瓣上的评分都有8.5分之高。
本以为以往是收视毒药的谭俊彦会撑不住戏，但他在这部戏里的表现竟是出人意料的稳，不少人都说看完对谭俊彦都改观了。
今年谭俊彦更是人品大爆，因为跟大势韩剧《鱿鱼游戏》主角李政宰撞脸，被称为“港版456，意外获得更多演出机会，连带他的新剧《换命真相》关注度也直线上升。
还凭借《换命真相》洗脱了他之前给人的面瘫印象，不仅喜提视帝，更是一个晚上横扫三个奖，“马来西亚最喜爱TVB男主角”和“最佳衣着男艺人”也收入囊中。
当然，即使拿了视帝也不免被人调侃一下“靠爹”。
当晚还有个游戏环节，主持人李思捷搞事情地玩了一题“拿奖不靠实力靠什么？”
问到谭俊彦时，他还未回答，远处抢先传来一声“爸爸”，惹来全场大笑。
后来这个“爸爸”事件，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很多网友都不知道那声“爸爸”是谁喊的，于是很多人在线找“真凶”，结果发现谭俊彦答完问题后，刘佩玥和麦美恩击掌，很多人便猜测“真凶”就是刘佩玥！
一些网友纷纷在刘佩玥的社交平台下问是不是她在颁奖礼上大叫“爸爸”并大赞其好勇，但也有粉丝担心她会因此被针对甚至雪藏。
不过，刘佩玥极力否认：“不是我啦”。
此外，也有网友猜测女声应该出自冯盈盈或江嘉敏（Karman），并指她们平时声音音调偏高，而且一向敢言。
不过在网友猜测纷纷时，和刘佩玥一起击掌的麦美恩发声回应了……
她在社交平台限时动态分享与谭俊彦的合照承认自己是“真凶”：“我爱谭俊彦，我亦爱佰爸爸，PROUD OF YOU SHAUN。
她又向刘佩玥道歉：“唔好意思Moon姐，下次我讲嘢会离你九尺先讲。”
要知道，事情发酵后，麦美恩并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认，让刘佩玥一直在被网友怀疑，“食死猫”一周之多。
当然，麦美恩也说了，当时只是因为主持人的习惯，见场面很安静，想在那时活跃一下气氛。事实证明，大家确实也笑了。
她还表示，自己发声承认后，谭俊彦还叫她不要放在心，因为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谭俊彦因为很少上综艺，观众不知道他其实很大度也很放得开。
综上，刚入行一直基本没亮点，大家提到谭俊彦主要还是在“靠父干”的梗上，他倒不介意提，只是到了2022年，还在这个梗上绕不开，甚至拿视帝都被人质疑，或许真的应该反思一下吧。
而在拿视帝之前，他也没有太大的热度，这次能得到机会北上，或许是一有话题度，二是视帝“头衔”确实能镀金，令升价暴涨。
就希望，接下来他能真的拿出实力，让观众刮目相看吧。
成功不能靠父干，靠自己才是硬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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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Qing听丨“野球圈”里篮球背包客的生存记
他是原北京大学男篮队长，也是一名职业球探、篮球经纪人……80后王璁已经在野球圈摸爬滚打20年左右，因在一次扣篮时扣碎篮板而被圈内熟知。目前的王璁正在运作大学生球员选秀等相关工作，为职业篮球和大学生球员架起一座桥梁，让未来的大学生球员不再无路可去无球可打。
七个圈层像金字塔结构
2016年，王璁推出第一部自己拍摄的野球纪录片，在圈内引起轰动。不少人这才知道，原来还有球员甚至外援活跃在乡村或者一些县市级的篮球场上，为了一场球的输赢在竭力拼搏。
王璁从小生活的北京部队大院内就有八一队和北京队的训练场。中国的篮球在职业化道路之前，部队球员一直是能力最强的。
读到中学的时候，王璁所在的学校没有专门的篮球队，喜欢篮球的他说服家长将其转学到拥有一支冠军球队的中学。凭借这一特长，他被成功保送北京大学。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王璁一直担任北大男篮的队长，有了4年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经历。
王璁完全是高校体系培养出的篮球运动员，并接近大学篮球的天花板。从大学生球员到职业球员之间，此前还没有选秀这样的方式……大学毕业后他无法继续留在球队，如何保持训练和体能成为一个挑战。
迷茫之下，一种形式自由的野球进入了王璁的视野。在野球江湖里，有一拨球员是专门靠着打野球生存的。“中国野球这个圈层，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王璁称，近2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相应的篮球文化，并归纳为七个圈层，从下往上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
“第一圈层基数最大，中国的篮球受众面之所以那么宽，拥有很多爱好者，就是因为这个圈层足够大，其中包括那些只关注不怎么打篮球的群体，他们在论坛和自媒体上讨论热烈，是不折不扣的懂球帝。”
王璁介绍，约上三五好友，街边、社区打一下半场，他们经常打篮球，但是水平一般。这就是第二圈层。
第三圈层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草根球员。他们在网络上会放大自己的某一部分，比如运球、投篮或者扣篮，通过自媒体的传播，成为篮球界的网红球员。
第四圈层就是那些已经开始进行专业训练，每年有固定体量比赛的高中传统校球员。他们每天都在为了进入大学联赛作准备。
第五圈层是效力于大学联赛和各支职业队的青年队球员，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职业联赛。
第六圈层是野球圈的球员，包括国内球员和国外球员。国内球员其实指的是2015年之前CBA还没有举办选秀时，只能进入野球圈的高校培养的篮球运动员。
第七圈层就是CBA和NBL等职业篮球运动员。
有人打野球两年赚100万
王璁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球队的生存状态。中国CBA球队并非各省都有，其实目前的状况难以满足群众的观赛需求。但对于野球来说，一小块场地，一个球筐，一个篮球，加上几个小伙伴，就能打上一场比赛。由于普及率相对较高，从南到北都有野球的存在，在中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
为了迎合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以及广告传播效应，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乡村里的企业、政府部门，每年都会自发组织一定数量的比赛。
“一个职业野球手，每年能打100至150场比赛，他们相当于篮球背包客，一个球员可以从接单、比赛、衣食住行到结账，搞定一切。”王璁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国外对于职业球员与非职业球员的区分，就是看这名球员能不能依靠打球赚钱养家，“在国内，野球手不被认定为职业球员，但是他们的一切都是靠打球赚来的。”
对于一些外籍球员来到国内打野球一事，王璁解释，并非因为这些外籍球员水平不够在国内难以立足，而是不少球员都在中小国家的联赛效力，赛季不长，当休赛季到来临，一些人就到有需求的中国来打一打野球。也有球员因为年龄较大，不得不在一级联盟退役，选择回到野球场上发挥余热。
因各种原因导致王璁没有机会到CBA打球，他最终走上了打野球的道路，甚至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渴望与职业球员有所交流的他，在打上野球之后，等来了机会。“在打野球的过程中，认识了CBA得分王李·本森、克里斯这样的外援，克里斯告别职业生涯后，在中国打了两年野球，赚了100多万。”
后来王璁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将这两名外籍球员的野球经历拍摄成纪录片《随波逐流》。他对两名球员的评价是，李·本森比较强势，克里斯很有职业精神。
2016年之后，王璁开了一家球馆，想组建一支外籍球队——十二级风，让他们在球馆里打球。成功聚齐12名球员后球队成形了，在野球圈里名气也越来越高。王璁便成为一名野球经纪人。
哪里需要去哪里，穿梭在大江南北，每年奔赴五六十个城市……对王璁来说，野球圈的春天来了。
目前的王璁正在运作大学生球员选秀等相关工作，为职业篮球和大学生球员架起一座桥梁，让未来的大学生球员不再无路可去无球可打，不再给自己的球员生涯留下遗憾。
随意性大规则意识待提高
因王璁揭秘了野球圈不为人知的故事。有一次，他带队在贵州打了几场比赛，还受到湘西某地的邀请前往打球。
“资方花钱请我们来，肯定希望能赢。”王璁说，当时有两支球队都邀请了他们，一支是政府部门的球队，另一支是当地龙头企业的球队，两队希望能在决赛中见面，他只好将10名球员拆成两队，分别提供支援。“由于地方的其他企业也想获得好成绩，但是部分企业请不来更高水平的球队，刚打了一场球之后，赛事举办方工作人员就表示，外籍球员不许继续上场。”
这一下难住了王璁和他的球队。根据约定每支球队都要打五场球，打一场有一场的收入，出现扯皮情况怎么办？“如果不让继续上场比赛，我如何与球员结账呢？”好在经过沟通，最终球员们拿到了全部应得收入。
在南方某城市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有两家知名企业各自找来球员进行比赛。当天下雨之后地板返潮湿滑，但是比赛还想继续进行，于是举办方就找来一些松香粉用来防滑。
在观众的欢呼和呐喊声中，比赛开始了。每一个回合，都会有人摔倒。
但是，王璁带领的球员还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差距达到20分时，“对方球员忽然叫停比赛，说是场地太滑，对大家来说很危险，希望改天继续比赛。”王璁介绍，篮球比赛里，从来没有暂停之后择日再打的说法，“果然，在第三节的上半节，比赛还是被叫停了。”
让王璁头疼的是，这种打了不到三节的比赛，算是一场球，还是半场球？要是以后继续打，需要增加比赛时间，薪水如何结算呢？
“这是一场没有完成的比赛，此后也没有再继续这场比赛。”虽然算酬劳的时候按整场来算的，但王璁更希望野球圈里树立完善的规则，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民间赛事风险值得关注
随着民间体育赛事逐渐受到欢迎，其中的法律纠纷也成了大众关注的话题。
8月6日，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举办的一场体育与法律相关论坛上，律师程屹介绍，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之后各类民间比赛迅速增加。
据了解，篮球民间赛事从2015年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广东、福建、贵州、山西、河北……村委会、镇政府，逢年过节、民俗店庆，总有机构出钱请有专业技能的体系外队员来打篮球比赛，篮球背包客每场可拿3000-5000的出场费，打赢了还有奖金，这种被称为“野球”的比赛吸引很多国外职业队退役球员前往捞金，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另外还有跆拳道、剑道等民间比赛，由于习练者越来越多，比赛场次逐年增加，规模越来越大。
不同体育项目比赛流程、赛事风险点不同，运营过某个项目的赛事公司不一定就能运营其他项目。
“民间比赛的主办方很多是地方政府，一般缺乏办赛经验，也无法识别办赛公司的质量；民间比赛的参加者很多不是从小接受训练的人员，体质千差万别，运动的知识匮乏，对所参加活动和自己的身体情况认知不足，隐含风险。”程屹介绍，相对于人口总量，参加运动比赛的人数有限，即使小范围内风险高发，也很难被更多人了解。
随着2021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民间比赛将得到政策的进一步支持。程屹强调，“尽早研究赛事风险，避免出现公共安全事件，将更有利于运动项目开展，并有利于竞技后备人才的长期培养。”
无讼研究院专家顾问苏志甫补充称，随着民间赛事发展，原本只在着名国际赛事中才出现的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开始增加，类似赛事名称、跑团的商标注册、视频版权都出现了诉讼案件，值得法律界人士研究。
实习生 尹航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振杰
编辑/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