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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那些关于袁绍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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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一、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那些关于袁绍的误区

袁绍，一个曾经搅弄风云的乱世枭雄，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条计策将行将就木的大汉王朝彻底葬送，他曾站在时代之巅，怀雄霸之图虎视天下，令魏武帝曹操都惊惧不已，但成王败寇的规则让他成为三国的过客、时代的配角，对于袁绍这样的失败一方来说，后人在评判其行为和能力时很容易带着先入为主式的偏见，包括史料里的各种叙述也常常出现不公正的地方，史官想黑一个人并不需要刻意伪造史料，只需有选择的收录即可。

有人说袁绍（包括袁术）之所以成功，那是他们的身份，如果换了一个人早统一天下了，完全是废物，比如易中天老师十几年前火遍大江南北的《品三国》评价袁绍是“漂亮的草包”（当然，现在易老师似乎改变了看法，之前在抖音看到他评价袁绍是很有能力的）。然而，当时的袁家人丁不少，真正能掌握最高权力崛起于乱世的年轻一辈只有袁绍、袁术，包括同样四世三公的杨家，他们更不是争霸的命，不管先天条件或是后天，都不允许他们这么干，弘农杨氏在汉末乱世中如同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太多人忽视了二袁早期的努力，认为只要有其身份就能做一番事业，这是大错特错的思想。那么，就先从袁绍谋诛宦官开始说起，来说说那些关于袁绍的误区。

谋诛宦官

袁绍为何要让何进招集四方猛将？

袁绍献计让何进招来四方猛将一直为人诟病，其实以袁绍的心高气傲，在东汉这种重门第出身的时代，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屈居一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之下，所招之人或多或少与袁氏有关系，例如董卓是袁氏故吏，而丁原部下张杨成为西园军假司马，与袁绍有同袍之谊，换而言之，招四方猛将入洛阳的目的不单单是宦官，也包括外戚，打算将扰乱汉室外戚、宦官一举诛灭。

袁绍先写信通知州郡，诈称是何进的意思命令逮捕宦官的亲属入狱，并大肆散播消息，果不其然，十常侍在走投无路下，铤而走险。他们借口离京前愿最后侍奉一次太后，又进了皇宫。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领党徒数十人，等候何进入宫后，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并下诏替换司隶校尉以及河南尹，宫门紧闭持兵镇守，只待天明扫清反叛，袁术却直接下令烧宫门，张让等因此不得不逃出皇宫，暴露于危险之中。政变在危急之中分秒必争，如果没有把握住机会，那么就会发生窦武、陈蕃等前两次政变的那种失败。

直到董卓挟持汉少帝刘辩前，计划一直按部就班的按袁绍的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人，又下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宦官集团覆灭。吴匡等人一向就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煽动士兵杀死了何苗，外戚集团也宣告覆灭。袁绍乘势率军进攻，扫荡宫禁，掌控了皇宫，而袁氏族长袁隗成为唯一的辅政大臣（袁隗与何进一样，在刘辩登基后都是参录尚书事）。内有太傅辅政，外有绍术掌兵，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几十年后的司马家在高平陵之变也是这么操作，巧的是，从十常侍之乱到高平陵之变刚好六十年一个甲子，司马懿比袁绍幸运的地方在于没有门生故吏祸起萧墙。

如果不出意外，袁氏已经掌握朝廷大权，开启士族掌权的新时代，然而，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被张让挟持出逃的皇帝刘辩、陈留王刘协意外为董卓所获，身为袁氏故吏的董卓并不顾忌往昔恩情，他野心勃勃，想自行废立，袁家的精心筹划刹那间被釜底抽薪，无奈之下，袁绍、袁术各自出逃，山雨欲来风满楼。

平定河北

一、袁绍势力也是由小到大：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似乎袁绍从一开始就是最强大的诸侯势力，然而袁绍初起兵时不过是一个渤海太守，所谓“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兒在股掌之上”，韩馥甚至派从事在袁绍的门口把守，限制袁绍的行动。后来韩馥虽然在谋士刘子惠的劝说下愿意支持袁绍起兵伐董，但仍然心怀疑虑，经常减扣军粮，想使军心动摇，不战自败。

《后汉书》：是时，豪杰既多附招，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忌其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冒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

反客为主谋取冀州是袁绍争霸天下的第一步，这也是袁绍本人的既定战略，袁绍曾经向曹操说过：“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既平定冀州富庶之地，兼得幽并之劲卒，安抚异族，没有后顾之忧地南下竞争天下，这套方案可操作性极强。实际上光武帝刘秀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取得了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回答袁绍的“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等于是一句空口号，但被包括易中天在内的一些人士拿出来赞扬曹操并批评袁绍，有点过于肉麻。可以认为，曹操此时要么是真的满腔热血，要么就是拿句口号故意噎袁绍。

在外有公孙瓒大兵压境、内有麴义反叛的情况下，韩馥迫不得已将冀州让予袁绍，随后几年间，袁绍在谋士猛将的辅佐下，先后击败了公孙瓒、孔融、张燕、田楷、臧洪等人，在平定河北的各大战役中，袁绍表现非常出彩，无论是与公孙瓒的连番交战还是对付黑山黄巾，想与公孙瓒初次交锋时， 公孙瓒来势汹汹。“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机，袁绍临危不惧，知人善任用麴义，以弱胜强，大破公孙瓒的天下名骑“白马义从”于界桥，接着又乘胜追击，复败公孙瓒于龙凑，潞北，打得公孙瓒退守易京。

二、袁绍为何不信任田丰：

在界桥之战中有个小插曲，被麴义击败的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扶着袁绍，要他退入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公孙瓒的不少骑兵，公孙瓒的部队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

笔者认为，正因为这件事开始导致袁绍对田丰的不信任，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作为主将在危难时刻如果只顾自己躲进矮墙，可能士气大挫进而瓦解，而作为一个谋士，不管你本意如何，自己带着主公逃跑，显然会给人一种贪生怕死的印象，与之相比，可以看看法正是怎么做的：

裴注：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刘备为何信任法正？替主公挡箭既表现了你的忠心也表现了你的胆略。所以法正和田丰不同结局除了刘备和袁绍性格不同外，两人的情商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三、袁绍为何杀麴义：

在灭公孙瓒的前夕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为袁绍立下赫赫战功的麴义被袁绍所杀，部曲也被袁绍兼并，麴义被杀原因，《后汉书》是说麴义因自恃有功而骄傲放纵、心怀不轨，至于如何的不轨法，由于史料缺少就不得而知，总的来说，袁绍杀麴义并非功高震主，更不是兔死狗烹，麴义的功劳未达到震主的地步，而天下更是远远未平定。虽然从《后汉书》来看，麴义死得并不冤枉，但也表现出袁绍无开国之君的容人之量，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四、袁绍的军事能力：

言归正传，继续将袁绍的军事能力，袁绍在灭公孙的易京之战更堪称经典，与曹操灭吕布的下邳之战颇像，四面合围，打得公孙瓒心惊胆战，惊呼：“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日穷月蹴，无所聊赖。”在以地道战破之，使这个昔日威震天下的白马将军灰飞烟灭。

袁绍初得冀州之时，单单邺中就有十多支黑山军的部队，一度里应外合攻陷邺城，袁绍部下要么脸色大变，要么放声大哭，唯独袁绍容貌自若，不改平时的风度，随后袁绍大举进剿黑山、黄巾军，先发兵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谷口讨伐于毒，围攻五天，斩杀于毒及其部众一万多人。 接着，沿着鹿肠山向北进攻左髭丈八等，将他们全部剿灭。又接连击灭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多支黑山、黄巾部队，屠其屯壁，大肆杀戮，斩首数万级。常山之战以吕布为先锋，与张燕、四营屠各、雁门乌桓展开大战，使昔日纵横黄河南北的黑山骑兵元气大伤。

明末清初大才子吴伟业在《圆圆曲》中描写吴三桂“电扫黄巾定黑山”，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袁绍的战绩更为合适。事实上，袁绍和曹操决战前，几乎处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地步，他也是三国屈指可数斩首过万的主帅。

经过数年多年征战，袁绍终于掌控了幽青冀并四州，带甲数十万，是当时全中国最强大的军阀，史称“天下畏其强”，此时袁绍的功业早已强爷胜祖，曹丕在《典论》中是这么评价袁绍的实力：

得收英雄之谋，假士民之力，东苞巨海之实，西举全晋之地，南阻白渠黄河，北有劲弓胡马，地方二千里，众数十万，可谓威矣。当此之时，无敌于天下，视霸王易于覆手。

与此同时，曹操也扫平了吕布、袁术等，两人决战的时刻到了。

官渡疑云

官渡之战由于史料的出入，产生不少BUG，本文将逐一分析。

一、曹操真对战胜袁绍充满信心吗？

《三国志》：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从曹操这自信满满的话来看，似乎可以认为他自认拿下袁绍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然而要是结合多方史料，就可以发现这段曹操轻视袁绍的话语不过是在鼓舞士气。

《魏略》：辅从太祖於官渡。袁绍破走，太祖喜，顾谓辅曰：“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瓚头来，孤自视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这才是曹操内心真实想法，当日袁绍将公孙瓒的首级送到许都，曹操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下场。在官渡之战的十年后，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说道：“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曹操认为自己能赢也是侥幸而已。

看不起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袁绍是曹操生平唯一一个感到“大惧”的人，出让大将军之位，哪里是曹操不图虚名，分明是无可奈何罢了。

《后汉书》：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

二、是谁打响第一枪

打响袁曹之战第一枪的是曹操而非袁绍，建安四年（199年），曹操军全明星阵容渡河北击河内，目标当然不是小小的睦固，而是打算在攻灭睦固后，与公孙瓒、张燕“阴交书命”，企图乘袁绍主力远征公孙瓒时，一起对袁绍来个突然夹击，曹操从河内偷袭邺城，张燕北救公孙瓒，但被袁绍提前发现，行动失败，于是曹操退军敖仓，并以魏种担任河内太守。

《献帝春秋》：操引军造河，托言助绍，实图袭邺，以为瓒援。会瓒破灭，绍亦觉之，以军退，屯于敖仓。

河内郡位于黄河北岸，进可偷袭邺城，退可保守许都，对袁绍来说如同芒刺在背，这是袁绍所无法容忍的，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三、急战与缓攻之争

在袁曹决战前夕，袁绍内部有急战和缓攻之争：

沮授的意见与郭图、审配的完全相反，郭图、审配则主张速战速决，而沮授建议以逸待劳，采取持久战。除此之外，田丰、沮授二人在战前都对大军南下和曹操决战提出过反对意见。

但早打有早打的担忧，晚打有晚打的担忧。站在袁绍的角度，曹操的扩张速度实在是有些惊人，建安二年时袁绍一封信就能让曹操坐立难安，然而从建安三年起曹操却宛如开挂一般，先是命裴茂率领关中诸将消灭了李傕，然后又亲自带兵灭掉了吕布，之后又派史涣、曹仁兼并张杨势力，让刘备南下截杀袁术，这一系列动作全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果再给曹操两三年，曹操是会像田丰沮授说的那样变得劳师无功还是越来越强大甚至超过袁绍，谁都说不清楚。

而就当时的局面来看，未必不是袁军南下的好时机，曹操东边有新攻下的徐州尚未完全掌控、南边有虎视眈眈的孙策和一直敌对的刘表、张绣，西边的马腾等人态度也不甚明朗。虽然后来这群人都没派上用场，但确实给曹操造成不小的压力，不但分走了相当数量的士兵，还产生了一大堆内奸，等个两三年曹操把自己的地盘都稳固住了又怎么办？如果按田丰沮授说的等待万全的机会，那么真正的机会反而很容易就错过了，林彪曾说自己喜欢打七分胜算的仗，五分不够，九分敌人就跑了。

所以袁绍的决断和田丰沮授的建议哪边更好只能见仁见智，不能说袁绍没有采纳这二人的建议加上最后打输了，他们二人就一定是正确的。

还有很重要的两点，其一是曹操在官渡之战的过程中被打成了缺粮的状态，这不就是田丰沮授所想要的局面吗？真的玩两三年游击倒还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同时还得保证河北年年风调雨顺）。其二是袁绍的年龄，有学者通过袁绍的字本初推测袁绍出生于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如果是这样，此时的袁绍已经53岁，在三十岁就能称老夫的古代，属于高寿了，历史上官渡之战两年后袁绍就病逝了，虽然有战败的原因，但也不能说官渡之战打赢了袁绍心情大好就能多活几年，一味让袁绍等下去，等到正式开战时袁绍的身体条件能否支持他亲自指挥大军也不好说。时不待我，曹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频频南征道理是一样的，不想遗祸于子孙。

总而概之，袁绍的冀，青，并三路出兵合围，外联刘辟、孙策、刘表，煽动曹操辖下郡县叛乱的计划流产的原因除了曹操能力超强、曹军给力以外，运气亦属不好，其中两个强援：孙策意外身亡（如果刺客是曹操派出去的那就另说），刘表因张羡叛乱焦头烂额。

四、袁绍是否延误战机？

按《后汉书》记载，在官渡开战前，田丰曾经劝袁绍派兵袭击曹操后方，袁绍推说儿子生病而拒绝了，气得田丰跺拐杖，很多人据此认为袁绍没有听取正确的意见，失去了战机。这可以说是很冤的事，刘备在徐州起事是建安五年正月的事，同月袁绍就让陈琳写了讨曹檄文，二月进军黎阳，并派先锋颜良派兵进军白马。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以及动员大军所用的时间，这个进度已经不能算慢了，因而不能说袁绍延误了战机。

而在《三国志·魏书十七》更是出现完全相反记载：“刘备以徐州叛，太祖东征之。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本意是想吹于禁战功，但不也从侧面说明曹操东征徐州期间，袁绍是有出兵。而田丰让袁绍袭击曹操后方这一点只能说是一个很骨感的理想。一直到官渡之战结束，袁绍大军也没能深入曹操后方，无论白马还是官渡都是难啃的骨头，因此率大军袭击曹操后方根本不现实。

那么派小股部队呢？实际上官渡之战期间袁绍分别派过韩旬和刘备去袭击许都，当时主力在官渡的曹操委派曹仁率领别部击败了两支人马，因而袭击曹操后方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并非纸上谈兵那么简单。而且站在事后诸葛的角度来说，刘备在徐州败得相当快，如果袁绍真的在正月就派人袭击许都并且成功越过黄河和一堆军事据点，那么在许都外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曹操回师的主力部队。所以袁绍战前不采纳田丰意见的这则史料压根就是站在袁绍对立面黑他的，并不具有操作价值。

在进军前，袁绍还搞了通操作，就是把沮授的职权一分为三，任沮授、郭图、淳于琼三人为监军。后人也多有批评郭图嫉贤妒能，陷害同僚，袁绍外宽内忌，怀疑忠臣。但客观来讲，这通操作完全是正常行为。袁绍南下的军队数量有不同记载，最少的说法是五万八千，最多的说法是十一万，足以证明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只任命沮授一人为监军本来就职权过大了，军队数量不及袁绍的蜀汉都任命了中、前、右三名监军（理论上应该有左监军和后监军，但史书无载），为何袁绍设立三名监军就成黑点了？魏蜀吴发展到比较大的规模时，无论监军，或是护军、都护、领军、典军、军师这些职务，都不是专任一人，因为南征而分监军为三人反而是袁绍军配置更加合理的体现。

随后在二月，白马之战的开打宣布官渡之战正式开始，袁绍派颜良为先锋时，沮授提出了不同意见。沮授在这里的建议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颜良确实难以独当重任。大概是吸取了经验教训，在进攻延津时袁绍没有再单独委派谁，而是派了文丑、刘备二人一同前往，但结果没什么用，文丑也被砍了。原因除了曹操及麾下众人表现超神之外，也说明了袁绍在用人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史书没有记载刘备在延津之战的表现，但可以推测战败的原因要么是刘备也跟着浪了一把，要么是刘备难以制约文丑。无论原因为何，初战就被斩了两名先锋透露出袁绍的用人不当。但两名先锋的战死阻止不了袁绍的军势，于是袁绍如期攻下了白马和延津，并进一步向南进军。同时也证明袁军分兵则败。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史书里就很有意思了，袁绍拿下延津是在四月，进军原武是在七月，官渡对峙是八月开始的，战役结束则是十月。那么中间有三四个月比官渡对峙和决战还长的时间双方在做什么呢？

从图中可以看出，白马离官渡只有大约七十公里的距离，而延津则更近。所以究竟是曹操撤几个月才撤了七十公里还是袁绍追几个月只追了七十公里？很明显，史料中隐去了很多内容，曹操并非是一下子就撤退到了官渡，而是凭借黄河附近的诸多军事据点和袁绍打了几个月的攻防战，最终这些据点纷纷被袁绍拔除，才把交战前线推到了官渡。如果曹操没有抵抗的话，那么袁绍军这几个月是跑去打鱼晒网了？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从开战前就不断提出异见的沮授见曹军战斗力如此之强，在渡过黄河前再次提出分兵进攻官渡，大军停驻延津的意见。因为袁绍不听从沮授的意见，于是沮授在渡河前说了些很不吉利的话，同时称病，袁绍一气之下心想既然病了那就好好去养，于是把沮授的部队交给了郭图。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官渡对峙部分。官渡首战，袁绍合兵击败曹操，这也能证明袁绍合兵决雌雄的决策并没有错。顺便diss一下新三国，不管是正史还是演义，袁绍官渡首战都是赢了曹操，但在新三国中，袁绍首战即大败，损失了三十多万兵马，还要刘备来救，拍战争戏拍的跟儿戏似的。

《三国志》：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

之后在官渡城外对峙的一两个月里，双方斗智斗力，用尽策略。曹操初战不利，退入城内。袁绍筑高台对城内放箭，曹操发明霹雳车来应对。袁绍又使出自己在冀中平原打公孙瓒时拿手的地道战，结果河北的招式在河南失灵，被曹操拦下。袁绍派人袭击许都，曹操委派曹仁阻击。同时双方还互抄对方的粮道，曹操这边的运粮官任峻护粮得当，没有被袁绍得逞，而袁绍方的韩猛就差了些，被史涣、徐晃成功烧毁粮草，徐晃还顺手领悟了断粮的特技。但袁绍的粮草远不止韩猛的那部分，而曹操的军粮却是见底了。事实上曹操也确实有这个资本自夸，许攸从袁绍处叛逃，透露机密信息，这是绝境中留的曹操的一线生机。曹操也不花什么闲工夫去怀疑和确认信息真假，直接亲自带兵前往，等于把命交给许攸。就这样，曹操成功抓住了机会，改变了袁绍和自己的命运。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当天夜里出发，第二天清晨就到达了乌巢，完全没有留给袁绍改变布防的时间余地。

五、救乌巢与张郃降曹的争议：

在得知乌巢被袭后，袁绍手下有两派意见，分别是重兵救乌巢和重兵攻官渡轻兵救乌巢，而袁绍选择了后者。很多人据此批评袁绍误判形势，低估乌巢重要性，没有采用正确的意见。

这种说法起码有两处错误，首先，重兵救乌巢压根就不是什么正确意见，认为正确的人只是听信了张郃传的一面之词。

乌巢当时的战况如下：

《三国志》：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

由此可知，在袁绍的救兵在和乌巢的淳于琼军对曹操的五千人马形成包夹前，乌巢守军就已经战败了，救兵根本就没有挽救乌巢的机会。这时候救兵多与少又有何区别？同时，袁绍对乌巢也可以说相当重视，配备的守军有万余，守将五人（官渡战后曹操给献帝的上疏中报告共斩将八人，乌巢守将就占了五席），其中主将淳于琼在袁军的地位是很高的，没理由说这样的人员配置还算不重视。只能说用五千人马迅速消灭万余守军的曹操实力确实太强大。袁绍在乌巢被袭后真正干的最糟糕的一点是派反对攻打官渡的张郃率领重兵进攻官渡城，结果乌巢败北后又攻城不下的张郃高览害怕被责罚，就带着袁绍的攻城部队投靠了曹操。

当然，所谓张郃投降是因为郭图进谗则是整个官渡之战最扯蛋的一段史料描写，不知郭图向袁绍说：“郃快军败，出言不逊”的谗言，正在前线作战张郃是如何得知？是在袁绍大营中的眼线给他打了手机吗？故而考据学家姜宸英和卢弼认为不实，姜宸英批注到：“此必郃家传，自文其丑，故与《武纪》《绍传》互异。”这件事对袁绍的打击不比粮草被烧轻。如果说乌巢被烧的结果是袁绍无力进攻，只能仓皇撤军，那么主力大将率领重兵投敌导致袁绍连撤军都成了难题。就这样，袁绍连忙率领八百亲信渡河逃往部将蒋义渠处，曹操军大获全胜。

六、袁绍战败的原因

纵观官渡之战交战过程可以看出，曹操方面抵抗顽强，且部队战斗力很高，在局部战场让袁绍方面吃尽苦头。而袁绍方面虽然败绩不少，但并没有伤及根本，加上袁绍亲自带领的主力大军发挥稳定，在和曹操的正面交战中占据着上风，因而袁绍方的战略目标都被一一达成。

袁绍除了兵力，对曹操最大的优势便是充足的粮草，这方面的优势令曹操一度陷入绝境，此战可以说天时是在袁绍一方的。而袁绍军的问题出现在哪呢？答案是人和。

官渡之战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袁绍手下将领不和，沮授和郭图对立，许攸和审配不和，郭图和张郃产生冲突，逢纪又和田丰有矛盾，这几人的关系甚至紧张到因私废公的程度。袁绍作为君主不但无法摆平几方势力，让他们像张辽、乐进、李典一样合力为国尽忠，反而激化着各种矛盾，例如战前让田丰下狱，战斗中剥夺沮授兵权，这些都体现出袁绍缺乏作为君主的器量。同时袁绍军自组建以来就发生了数起和将领的对立事件，例如吕布夜逃、臧洪独立、麴义被杀，这些事情除了反映出袁绍在驭下能力上的欠缺，也使得袁绍的文臣武将很多都对袁绍抱持着一种不信任感。例如始终对交战抱有悲观态度的田丰沮授、家人被羁押后就叛逃的许攸、害怕受罚而反水的张郃、高览，这些人的态度和做法表现出他们对袁绍的为君之器存在很大怀疑。

宽厚待民

易中天当年在百家讲坛曾说袁绍是纨绔子弟，不识民间疾苦。可袁绍去世时，冀州百姓奔走相告，如丧亲人（在死后能令百姓痛哭流涕的汉末诸侯只有刘虞和袁绍而已）；袁尚袁熙奔辽东，又有十万户人家跟了过去，百姓难道会为一个不识民间的纨绔子弟而哭。而迁往苦寒之地吗？可见袁绍在治理河北期间，对百姓还是比较宽厚，得百姓拥护的，这点是连曹操的谋士们都承认的事实，荀攸曾经说过：“绍以宽厚得众心。”郭嘉也曾说过：“袁绍有恩于民夷。”为了纪念袁绍，百姓们将莒县一条河流命名为袁公河。

总评

纵观袁绍一生，有武功、雄心、有魄力、有眼光，堪称际会风云的英杰之士。破黄巾、战黑山、败臧洪、灭公孙，足见其武功；敢率兵尽诛宦官，虽杀戮过重，足其胆略；诸侯伐董时，慨然担任盟主，虽有始无终，足见其威望；“南据河，北阻燕代，兼狄戎之众，向南以争天下”虽比不上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是一个不错的战略规划；虽最终败亡，但这也是他死后的事，而且以十余年时间统一河北，成为全国最强大的诸侯，聚集大批人才誓死效忠足见其能力和魅力。虽无法称得上是盖世英雄，但一时之杰是绝对算得上的。正如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所说：“袁绍是曹操的大敌。他不但地广兵强，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势力极大，即论其才具，在当时群雄中，亦当首屈一指。”

二、河内五分彩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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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恋杀猪盘受害者越来越多：数万人被骗光家产，有人2月被骗几百万，报案容易被误认为是赌博

四、中国大运河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相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条是现存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一条是世界最长的文化遗产线路。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隋唐、浙东大运河三部分组成，自北京(北终点)至绍兴(南终点)，联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长度约2700千米。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其一：中国大运河的修建脉络

根据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繁荣的程度,通常可以把中国大运河修建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为中国大运河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发展阶段,也可称为中国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为中国大运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

据相关史籍记载，可以清晰地溯源中国大运河的建设轨迹：

中国大运河最早开掘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国开挖的邗沟。吴王夫差时期，为解决因北上与齐、晋争锋，称霸中原，军事物资与给养及时补给等问题，于公元前486年，从今扬州附近开挖运河，引长江水向东北入射阳湖，然后折向西北，直到今淮安市附近进入淮水。夫差在运河入长江口处修筑了城池，名叫邗，河因城得名，称为邗沟。邗沟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是后来经多次整修而成为大运河中最早,并基本保留至今的重要河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邗沟的挖掘,应为中国大运河的起点。

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至十八年(公元前352年)，魏国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开挖了著名的鸿沟。鸿沟虽不是单一的水道，但是它通过沟通几条河流而通航，就意义重大了。其主水道由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东行，过魏都大梁转而东南流，至陈(今河南睢阳)折向南流，入于颖水。鸿沟在大梁附近出现了几个分支：其中水流经今河南兰考与商丘之间,东至徐州入于泗水；睢水流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向东南至江苏睢宁东入于泗水；泗水与淮水通,所以这两条河流都可沟通黄河与淮河。另外，鸿沟水系的涣水从大梁南向东南流，至安徽五河县入于淮水,直接连通了黄河与淮河。

另外，秦灭楚后，令尉屠睢指挥50万大军南下，进攻居住在今两广地区的南越、西瓯，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当地山路崎岖，粮草军需运输十分困难。在今广西兴安县城至大溶江镇之间，湘江和漓江相距仅有30公里，中间是一个低洼的谷地，内有天然河道。兴安县城附近的高地称始安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水岭，高地以西的河水向西南流入漓江，高地以东的河水则向东北流入湘江。秦始皇令监御史禄凿开始安峤，沟通了分水岭两侧的天然河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灵渠。这条人工开凿的渠道虽然只有35公里，但是它在南北水路交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漓江是珠江的重要支流，过灵渠由漓江入珠江，可南达今广东沿海；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过灵渠由湘江可北入长江，然后到达北方各地。所以，灵渠的修建，实际上使中国大运河体系向南延伸到了南海。

到了东晋南朝年间，着力开凿修治浙东运河。浙东运河自杭州东渡钱塘至萧山县的西兴镇，再由西兴镇东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12条自然河流，全长约400里。

隋朝统一后，我国东南地区经济逐步恢复并繁荣起来，我国的经济重心也开始逐步向东南一带转移，而隋唐两代的首都设在长安或洛阳，北宋年间虽然建都开封，但国家政治中心并没有离开中原地区。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又为解决京师众多官兵民众的粮食和日用供给，还为了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都必须通过运河把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因此，大规模修建运河，既是必然的，又是急迫的。大运河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充分显示了出来，而且它在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到了极高的程度。同时，伴随着以数学、地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河道规划、设计与施工，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大运河的修建工作，在隋文帝时已经开始，他在关中修建的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更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和交通。隋炀帝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时期修建的运河全长约2700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由相互连通的四段运河组成。即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

明代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和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明政府两次动用民工9万人，在旧河道以东30里的地势较高的留城(今微山县城东)至今微山县南阳、开挖新的河段(当时称南阳新河)；明万历22年(公元1594年)，又两次兴工，由今微山县东李家口将南阳新河汇入承水，经台儿庄南行,进入发源于鲁南山区的泇河，向南延伸到今宿迁皂河集西进入泗水故道。这段长260里的运河称“泇河新道”。它确保了苏鲁间的运河不再受黄河的侵害，保持了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

清末民初，随着海运的发展，再者与运河平行的京津、京浦铁路的兴修，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其后，中国大运河也带着它辉煌的荣光进入了历史。

其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大运河

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据书中记载：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利玛窦是明万历年间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了许多运河城市，其中就包括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利玛窦也很感兴趣，并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万历十年至三十八年（1582～1610年），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建筑材料及其他物品也经运河运输，利玛窦也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万历间）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特别是皇宫被烧毁之后，而据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火烧掉……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很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由此可见，当时经运河运输的建筑材料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据相关记载，清代顺治时，荷兰使团约翰·尼霍夫等人经过南旺，发现“汶河在此与运河相接。鞑靼人告诉我们，若在这里投九根小木棍到河里，有六根会流向北面，三根会流向南面。我就好奇地在龙王庙对面试了一下，结果真是如此”。根据荷兰使者的这个记载，当时运河水是六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再加上多数中国史籍所记载的三、七分以及《明史·宋礼传》所记载的四、六分，至此出现了关于南旺水量分配的多种说法。

到了乾隆年间，也有一批英国使者到达南旺分水处，了解到这里是“运河的最高部分，是运河全长的五分之二。汶河的水在这里流入运河。汶河河道和运河成直角交叉，是供给运河水源的最大一条河。两条河汇流的地方，水流很急。在这里运河的西岸建了一个坚固的石堡。汶河的水以很强的力量向石堡冲击，从此分开，一条向南流，一条向北流”。根据英国使者的这个记载，南旺分水处水流湍急，且运河西岸的石堡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外国人不仅仔细观察了南旺分水的壮观场面，还注意到了与运河相接的南旺湖，该湖明代时曾作为运河水柜，至清代水柜功能已废，但仍是重要的水壑。英国使者以较科学的眼光对湖泊以及堤坝进行了观察，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这个湖的西边由一个很高的土堤同运河分开，运河的水位比湖水高很多。当时修建这条沿整个这个湖同运河隔开的堤坝所用的土方和所费的人力是非常大的，堤坝的两面俱铺着一层石块。为了不使运河的水压过强以致使堤坝无法承受，在地上做了一些水门来调节河内过多的水。这些水有的通过这些水门直接流到湖里，有的流到低地，有的流到堤坝上的小沟里，把它当作贮水池。最后一项设计说明中国人至少懂得一些力学。小沟内的水经常保持为河水和湖水或者河水和洼地水的中间水位，这样，水压在两岸上的力量就分散了。贮水池里的水抵消了运河同样高度水的水压，而湖里的水又反过来抵消贮水池里的不超过湖水水位的水压。他们运用科学的术语对运河湖闸设置原理进行了解释，有助于我们对该段运河更深层的了解。

其三：中国大运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

通过上述其一溯源、其二探源，可以推知：

中国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

中国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中国大运河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些外国人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