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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在游戏厅里见到黄兴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就快干不下去了。只是从他发青的眼眶里可以看出最近“生意”不怎么样。一米六五的黄兴浑身透着狠劲，不太爱说话，他特意把头发的两鬓剃得很短，露出一道深深的疤痕。

黄兴说，十四年前他去的第一家赌博游戏厅气派又敞亮，在大酒店的地下室。而他最后停留的这家游戏厅，十分简陋的小门面，一道卷帘门拉开，地上一个插线板连接着5台赌博机，客人游戏时蹲坐在小马扎上、三个伙计就拿着条凳坐在门口。

到了2018年，黄兴不得不承认赌博游戏厅走到了末路，这条畅通多年的挣钱捷径被堵死了。

“我们都靠偏门挣钱”

网络上流传的说法，得到了黄兴和他伙伴们的认同——“连江人承包了全国各地的赌博游戏厅生意，他们做的最早，挣得最多。”

连江是福建省福州市东北部的一个县城，黄兴的家在县城旁边的村子里。村子里的建筑很明显地分成了两种，红砖裸露的老房子和气派的洋楼房。两旁的洋楼越盖越高，村子中间的那条主路被映衬得越加窄小。

村口那家的房子是最打眼的，欧式的圆锥屋顶、门头撑了四根柱子，远远就能看见。黄兴惦记着也要给家里盖起一间这样的房子。他当然也知道，村里盖起新房的，很多是凭赌博机发家的老板和伙计。

福建人历来有在东南沿海城市经商的传统，闽商敢拼敢闯，但有时也爱“走偏门”。在黄兴家的村子里，很多孩子到了15岁，就经由“蛇头”打点，偷渡到美国打工挣钱；还有些则由“保姆所”介绍，到连江老板开设在各地的赌博游戏厅里做伙计。黄兴的父母早早就计划着让孩子也干这行，在他们看来：“早挣钱早好，读书没有什么用。”

在连江老板开设的游戏厅里，投币的娃娃机、赛车机只是掩人耳目的项目，真正赚钱的“法宝”，是用钱买分的赌博机，压倍数、赌大小，俗称“牌机”。

早些年对于赌博机的管制还没有很严格的时候，游戏厅办了营业牌照、老板们上下打点关系后，牌机就摆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后来管理越来越严，牌机收进了场子的暗门里，进来的客人必须是“会员邀请制”，有熟人打包票才能玩牌机。

2004年，黄兴15岁,初中还没读完，母亲就把他介绍到一家外地的游戏厅打工，管吃管住一个月工资700，工作内容是看场子、帮客人开机。坐上大巴离开家乡时，黄兴一点没犹豫，他早听说，干这行当收入不菲，而且父母离异后，父亲总是在醉酒后动粗，黄兴也早就想逃离这个家。

黄兴工作的第一家游戏厅在江苏宜兴，一家大酒店的地下室。里面装潢富丽，金黄色的大灯明晃晃的，照着几台各色牌机，连给客人坐的椅子，摸起来也非常柔软。

上手游戏厅的工作很容易，黄兴在场子里掌管着赌博机的钥匙，用来给客人上分收钱，他还要维持秩序，防止客人输红了眼闹事。最初的新鲜感很快过去，日子枯燥乏味，黄兴每天都在地下室里晃荡，“生意兴隆得很，但一个闹事的都没有”。

过了三个月，黄兴换去了南京的场子，日子开始有意思起来。南京的场子是个没有营业牌照的黑店，虽然游戏厅老板也花钱打点了关系，但经常有人闹事。多半是客人输多了不买账、要求游戏厅退钱。按规矩，游戏厅可以给输家退些钱，但退多退少，就是不一定的事了。

黄兴很喜欢看《古惑仔》，每次看主角陈浩南带着兄弟们在街上好勇斗狠，就会大呼过瘾。在这样的情结下，面对寻衅滋事的客人和地痞时，黄兴总是很兴奋地冲在最前面。

一次，有个客人在机器上输了整晚，骂骂咧咧到前台要求把钱都退回来，老板好言好语说退一小半，客人不愿意，打电话叫人说要“拆店”。老板一看也气急了，把店里轮休的伙计都叫了回来。几十人对峙在那里，黄兴站在老板旁边捏着家伙，心里的兴奋远胜于恐惧，“年轻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怕，就知道不死人老板都能处理。”

那时黄兴还是个半大孩子，他以为在游戏厅的工作，最大的乐趣就是打架。直到去了上海，黄兴才发现，这份工作真正的“精髓”在于挣钱和花钱。

“抽水”与“黑吃黑”

2007年，在同村发小的介绍下，黄兴去了上海的一家游戏厅，工资涨到了每月1100元。上海的游戏厅比黄兴之前待过的都大，暗门里赌博机的种类更多，从最初简单押倍数比大小的水果机、蜜蜂机升级到了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鲨鱼机。

不过在黄兴看来，机器的原理没什么大的差别。机器右侧有把锁，打开后就是赌博机的主板，一般主板上有四个按钮：分别控制着最大出分额、最大拍分额、连中率和出分比率。最大出分率控制最多能赢多少钱，最大拍分额控制大赔率的花色最多一次能压的分数，所以赌客一次能赢多少钱都在游戏厅的“控制”内。

据黄兴说，购入机器时，每台机器的各项比率基本都设置好了，老板或者店里的伙计可以根据说明书来调试。黄兴习惯把赌博机的盈利称为“抽水”，一台机器一天上了10万块钱的分的话，正常的话可以净赚5万，也就是说，赌客最多能赢回自己一半的赌资。如果是生意惨淡的时候，“抽水”要抽少一点，吐的多了客人才愿意多来赌。

那时，一月一千多的工资不算少，但黄兴在店里老员工的带领下，很快发现了赌博机里的秘密，他们形容这是“黑吃黑”，一条更容易致富的道路。

每台赌博机上一分就意味着一块钱，主板上显示的分数就是这台机器应该收入的金额。游戏厅日常营业靠一个管理员和六个伙计维持，老板不怎么露面，他对于营业额的判断就是依靠机器主板上显示的数字。“如果这些数字可以被改动，赌客们的钱就可以流进伙计们的口袋里。”黄兴说，这也是他们的生财之道。

经过试验，老店员们发现，店里有几台机子如果及时拔掉插头，最近一局的分数不会在主板上显示，这部分分数换来的钱就可以被六个伙计瓜分掉。黄兴说，如果一台机器一天进账两三万，伙计们会黑掉一万块钱，自己是年纪最小的那个，也能大概分到一千元左右。

黄兴并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之处，这钱不是从老板口袋里拿来的，是赌徒们手指缝里漏下的。老店员们愿意带着自己“发财”，黄兴也并不觉得是仗义，“只是黑吃黑这种事，伙计们如果不上一条船迟早会露馅的。”

游戏厅里，很少有黄兴的同龄人出现，对于未成年人，伙计们轻易不让进门，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老主顾基本都是三四十岁的小老板，手头有闲钱，做烟酒生意的居多，一晚上输掉十几二十万也是常有的事。偶尔也有附近工地上的工人和一些公司上班的小青年来玩几局，本钱小赢得更少。黄兴觉得这些赌徒并非不明白赌博机是个吃钱的机器，“只是有些人太无聊了，又或者太想赢了。”

见多了因为赌博倾家荡产、老婆来店里撒泼闹事的情景，黄兴更多是冷眼旁观，他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怎么花钱上。黄兴和老店员们出入高档的会所，流连在各色酒吧和KTV，喝叫不出名字的洋酒，找出台费用不菲的小妹。“那会儿觉得有钱真好，可以买来快乐。”

黄兴说，最贵的会所一晚上的消费可以达到两万，大家均摊也不是很贵。上一天班休息一天的工作模式，使得他们把娱乐生活和休息时间安排的很好，当然，也没存下什么积蓄。“钱太好挣，花出去也不心疼。”

在上海干了半年，在机器上做手脚的事情败露了，管理员报告了老板。伙计们收到风声立马跑路。黄兴后来听说，被抓住的伙计被揍的很惨，家里人赔了10万块才保了回去。

四处跑了一阵子，黄兴经人介绍去了一家扬州的游戏厅应聘，结果老板临时变卦不招人了，黄兴跑了个空。想想气得慌，他趁半夜砸了游戏厅的窗子，拆了几个机器的主板拿去卖了些路费。在黄兴的认知里，偷分拿钱、偷主板卖钱这些事都算不上犯罪，都只能算“黑吃黑”。

在外游荡的日子黄兴觉得像旅游，但是飘得久了总得安稳下来。20岁时，他辗转来到了溧阳，在这里度过了九年，跑遍了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游戏厅，从一个普通伙计晋级成了可以持股份的主管，一个月有七八万收入，终于给家里盖起了洋气的小楼。

老板和成为老板

在每个游戏厅干多久，黄兴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一是看有没有“黑吃黑”的机会，二是看老板人够不够义气。

黄兴没有遇到能带着自己发家致富的“好老板”，为此总是对隔壁村把伙计也培养成小老板的大老板赞不绝口。相比之下，黄兴遇到的老板，至多只是带他去海鲜馆子大吃一顿，又或是在预支工资时痛快一些。

黄兴有了筹备单干的念头，但他选择了最差的时机。

2014年之后，各地对于赌博机的整治变得异常严格，老板们费尽心思打点关系后，作用却微不足道。对于游戏厅的整顿和检查开始由更高一级的部门进行，提前不会有任何通知，黄兴所在的游戏厅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突然而至的查处。

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停在路边，呼啦啦冲下来很多人，黄兴的第一反应是跑。在店里的工作和养老一样悠闲，伙计们都穿着肥大的拖鞋，随意又舒服，可是逃跑的时候就很麻烦。黄兴像个活泥鳅，挣脱抓住他的手，从店里的后门钻了出去。

店里其他人被抓了，但进去蹲一个晚上就可以放出来，于是黄兴觉得下次可以不用费劲逃跑。伙计们被逮，老板比较遭殃，需要交纳不菲的罚金。黄兴开始频繁的更换工作地点，因为查的多、罚的狠，老板们纷纷“上岸”了。用黄兴的话说，“他们拿着挣到的钱去做正经事了，比如开个酒店。”

黄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行业已经彻底进入了“寒冬”，他带着几个兄弟开始盘店面、买机器准备自己单干。江苏检查严格，他们就去了广西，想重新开始。他的朋友圈里多是吃喝玩乐的视频，罕见地发了一条装修店面的内容，虽然喊累，但更多的是期待。

黄兴的店只开了一个月就关门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经营，新地方没有客源，打点关系也摸不透门路。每次检查数万元的罚款，黄兴备下的资金根本经不起折腾。“每天都在赔钱，根本维持不下去了，开了多年的游戏厅都在关门。”

黄兴尝试着从成功的人身上找些原因，最后归咎到启动资金上。连江最初干游戏厅生意的老板并非个个身价丰厚，“地下集资”是常见的做法。这种集资远比高利贷来的温情有效，“借一万块钱，一年的利息也才一千元左右。”

因为没有固定资产做担保，黄兴并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筹到钱，黄兴的女朋友最初就不支持他开游戏厅，“她觉得不管钱够不够，游戏厅这个行业肯定要没落了，但我当时听不进去。”

黄兴开始有些后悔，最初钱那么好挣，却没攒下来什么。

纷纷返乡的连江人

到了2018年，黄兴不得不承认赌博游戏厅走到了末路，这条畅通多年的挣钱捷径被堵死了。连江同乡互通消息，发现各地的游戏厅都在关门。连江开始热闹起来，在外经营游戏厅的人们纷纷返乡，黄兴算是回来的比较晚的一批。

从2018年7月至今，黄兴有过短暂的工作，但都很快辞职，后来索性一直待在家里。家里的房子前几年重新建过，四层的小高楼在一堆旧房子里很显眼，为了建完这栋小楼，黄兴几乎花光了这些年的积蓄。

“以前钱太好挣了，现在我宁可在家待着，也不愿意出去给人打工。”十几年游戏厅捞快钱的经历，让黄兴不习惯朝九晚五只有三四千元的工作，也不喜欢被别人指手画脚的管束。他尝试过挨家挨户送瓶装水，因为不喜欢看别人脸色辞职；也尝试过买辆车跑滴滴，可一天油门刹车踩下来觉得太过乏味。

女朋友之前跟着黄兴辗转多个游戏厅，黄兴的收入足够两个人的花销。回到连江后，她找了服装销售的工作开始踏实赚钱，一个月3000元。她评价黄兴太懒，“在游戏厅这么多年把他养成了一个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人。”

黄兴也不愿意这么一直闲着，可他很难从以前捞偏门、赚快钱的日子里完全苏醒过来。当游戏厅的“偏门”日薄西山后，他发现自己迷失在了对过往的陶醉与现实的逼仄之间。

（文中黄兴为化名）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北青深一度】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刘伊霞

编辑：刘汨 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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