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到余干开车多久,余干到万年开车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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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商丘开车到江西上饶余干要多长时间啊
8个小时驾车路线：全程约789.3公里起点：鹿邑县1.鹿邑县内驾车方案1) 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沿紫气大道行驶170米，调头进入紫气大道2)
沿紫气大道行驶2.4公里，左转进入辅仁大道3) 沿辅仁大道行驶6.7公里，直行进入辅仁大道4) 沿辅仁大道行驶190米，在第2个出口，左转上匝道5)
沿匝道行驶480米，直行进入永登高速公路2.沿永登高速公路行驶3.6公里，过惠济河大桥，直行进入宿登高速公路3.沿宿登高速公路行驶25.8公里，朝商丘/阜阳/济南/六安方向，稍向右转进入亳州枢纽4.沿亳州枢纽行驶890米，过亳州枢纽约420米后，直行进入济广高速公路5.沿济广高速公路行驶127.1公里，朝淮南/合肥/临泉/新蔡方向，稍向右转进入四十铺枢纽6.沿四十铺枢纽行驶780米，过四十铺枢纽约1.1公里后，直行进入滁新高速公路7.沿滁新高速公路行驶105.2公里，直行进入蚌合高速公路8.沿蚌合高速公路行驶64.9公里，朝包河大道/安庆/铜陵/G4001方向，稍向右转进入合肥绕城高速公路9.沿合肥绕城高速公路行驶1.0公里，过合肥西枢纽，直行进入合肥绕城高速公路10.沿合肥绕城高速公路行驶29.5公里，朝铜陵/福州/安庆/G3方向，稍向右转进入小西冲枢纽11.沿小西冲枢纽行驶650米，过小西冲枢纽约220米后，直行进入京台高速公路12.沿京台高速公路行驶60.8公里，朝安庆/武汉/G4212/G50方向，稍向右转进入合安高速公路13.沿合安高速公路行驶690米，过马堰枢纽，直行进入合安高速公路14.沿合安高速公路行驶61.5公里，过人形河大桥，朝怀宁/安庆/景德镇/G50方向，稍向右转进入鸽子墩枢纽15.沿鸽子墩枢纽行驶1.4公里，过鸽子墩枢纽约100米后，直行进入济广高速公路16.沿济广高速公路行驶258.6公里，朝南昌/余干/长沙方向，稍向右转进入万年枢纽17.沿万年枢纽行驶1.0公里，过万年枢纽约60米后，直行进入德昌高速公路18.沿德昌高速公路行驶21.2公里，在余干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19.沿匝道行驶980米，左转20.余干县内驾车方案1)
行驶3.4公里，直行进入S2082) 沿S208行驶5.6公里，直行进入迎宾大道3) 沿迎宾大道行驶710米，左转进入长安东路4)
沿长安东路行驶34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终点：余干县
二、2018年汽车召回超1200万辆每20辆车就有一辆被召回
编者按：本文来自“证券日报”，作者：龚梦泽；36氪经授权转载。
2018年，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召回批次问题改善，高田气囊涉事车辆锐减。
去年我国汽车召回总数为1257万辆，召回数量连续第三年突破千万辆规模，但相较2017年同比下滑37.5%。
在召回原因中，涉及高田问题气囊、机油门、脱轴门的召回汽车总数高达638.73万辆，三大主因占到了召回总量的51.83%；在召回总量中，合资品牌占据了召回总数的83.43%；分国别车系来看，2018年被召回美系车数量最多达到458.67万辆，占被召回汽车总量的37.22%；日系车362.58万辆，占比29.42%；德系车被召回188.28万辆，占比15.28%；法系、英系、瑞典和意大利品牌汽车占比均不足1%。
有业内人士表示，单从数据来看，2018年的缺陷汽车召回有了明显的下降，不过若是刨除高田气囊问题所涉及到的召回，2018年的召回数量对比去年实际是有所上升的。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截至去年9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为2.35亿辆，这意味着平均每20辆车，就有一辆被召回。
对此，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随着国内车企的意识提升和汽车产品复杂度提升，这几年召回事件日益频繁，召回正日益成为一种成熟的解决汽车产品缺陷的机制。
事实上，由于汽车产品牵扯供应商数量众多，制造过程复杂，涉及召回的原因又难以简单定性，如今的消费者已不会谈召回而色变。
但无论如何，更好的把控产品质量，提供更为可靠的产品，依然是主机厂生存的不二法则。
召回规模连续三年破千万辆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2018年我国乘用车累计召回达1257万辆，连续三年突破千万辆规模。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召回批次的车企数量达到215家。
其中进口车企112次，合资品牌企业78次，自主品牌企业26次。
从召回数量看，合资品牌召回占比达到83.43%，自主品牌占比9.75%，进口品牌则为6.82%。
分国别车系来看，2018年被召回美系车数量累计达到了458.67万辆，占被召回汽车总量的37.22%；日系车达到362.58万辆，占比29.42%；德系车被召回188.28万辆，占比15.28%。
此外，韩系车共计被召回57.77辆，占比4.69%；法系、英系、瑞典和意大利品牌汽车则分别召回10.96万辆、10.78万辆、2.30万辆和5085辆，占比均不足1%。
自2016年以来，因安全带和气囊导致的召回久踞前列。
据记者了解，2017年单因安全气囊隐患召回的车辆就达到1063万辆。
2018年，“高田气囊”遗毒未尽却显著式微，全年因此的召回数量约为199万辆。
具体而言，受高田气囊问题影响，奔驰（包含北京奔驰、福建奔驰、奔驰进口、梅赛德斯-
AMG）去年累计召回超过27次，成为召回最多车企；而受电器设备、多功能摄像头及预融保险丝等问题缠身，梅赛德斯-奔驰S级凭借5次召回总数成为召回次数最多车型。
此外，高田气囊还导致包括广汽本田、长安福特、一汽-丰田、东风日产和广汽丰田等厂商分别召回了37万辆、33万辆、30万辆、27万辆和18万辆之多。
事实上，去年最大规模的召回主体并非高田气囊，而是上汽通用的“前悬架下控制臂衬套”。
早在9月29日，上汽通用就发布了涉及别克、雪弗兰、凯迪拉克三品牌共计332.67万辆汽车的召回。
此次“脱轴门”召回数量占到全年召回总量的26.99%，也使9月份召回数量激增至411.09万辆，环比大增1072.05%。
记者注意到，此前就有通用系消费者反应所驾驶的车辆出现过“脱轴”事故，彼时有专业人士就将矛头指向了通用“一体式控制臂衬套”这项技术。
对于此次召回的原因，上汽通用方面坦承，车辆配备的前悬架下控制臂衬套，在受到较大外力冲击时可能发生变形或脱出，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车辆失控，存在安全隐患。
自主品牌召回占比升至10%
2018年国内乘用车召回出现最频繁的词汇非“机油增高”莫属。
据记者了解，尽管从召回数量来看，“机油门”涉及的车型并非最多，然而却贯穿全年。
涉事品牌囊括了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以及自主品牌长安汽车。
2018年，本田汽车身陷“机油门”漩涡，此后本田旗下多款车型被召回。
除了日系车以外，北京现代在2018年的10月份也因机油升高问题被召回了共计40.04万辆的全新途胜。
11月份，起亚也因“机油升高”问题召回了6.86万辆起亚KX5。
值得一提的是，自主品牌乘用车召回规模在2018年快速提升。
去年自主汽车企业共有13个品牌发布了召回公告，涉及品牌最多，累计召回数量达到125.99万辆，占比升至10.22%。
2018年3月份，自主品牌阵营的长安汽车也出现了机油升高问题，彼时长安汽车宣布召回旗下问题CS75车辆共计25.21万辆。
三、义乌40年商贸兴盛之谜生意版图从23里扩到13万公里
40年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时间”给世界贡献的奇迹与智慧，展现了中国全方位发展的生机与繁荣。
40年，历史一瞬间。
40年，沧海变桑田。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地涌现出许多标志性地名和经济地理坐标：
安徽小岗村、深圳大亚湾、浦东陆家嘴、浙江义乌、三峡水电站、新疆霍尔果斯、苏州工业园、武汉汉正街、贵阳大数据试验区、湖南十八洞……
这些遍布全国的星星点点，或以贸易见长，或以改革闻名，或以创新著称，或以新兴产业发展引人关注，或以扶贫巨变而为世人所知。
一个地标就是一个丰厚的改革开放故事。
一、从中国“小城”义乌到西班牙马德里距离有多远？
“公里。
”如果这个问题问到王建明，身为义乌市陆港局国际陆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个数字。
这正是开通于4年前的“义新欧”班列，从义乌到马德里的总里程。
马德里是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而义乌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在以统筹“义新欧”铁路项目建设管理和发展为职责之一的义乌市陆港局，记者看到走廊墙壁上两幅显眼的地图：
中欧班列运行示意图与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对接长江经济带战略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义乌撤县建市30年。
回望40年，靠着 “敲糖帮”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精神，靠着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变革，面积仅为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从一个内陆小县蜕变为“世界小商品之都”。
义乌市2017年GDP为 1158亿元，是1978年1.28亿元的904.7倍，年均增长18.6%。
如今义乌内贸网商密度位居全国第一，外贸网商密度全国第二；邮政快递业务总量约占全国的1/20、浙江全省的1/4……
义乌奇迹，诠释了持续的改革与开放给这座县城带来的无限生机和繁荣。
眼前一万多公里的版图，延展着义乌的当下与未来。
而一个叫廿三里的小镇，是义乌40年生意版图的起点。
二、马路摊“摆出”四个允许
在义乌收藏品市场杨家画廊，年届八旬依然精神矍铄的冯爱倩在接受采访时，首先让老伴杨兴桂递过一本书，书名为《比翼双飞——两座城和两个人的故事》。
冯爱倩解释“两座城”说：一座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座是义乌农贸城。
义乌农贸城的开创与当年在义乌县供销社工作的杨兴桂有关，而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发展史却少不了冯爱倩的名字。
40年前，冯爱倩在义乌饭店工作，工作时间从凌晨3点到下午3点，每月领着18元的工资，养着家里5个孩子。
一心想着养家糊口的冯爱倩，争取到了一张在百货公司批货的“许可证”。
1979年从义乌饭店辞职后，冯爱倩到稠城镇信用社借了300元钱，从义乌百货公司进了一批货，包括拉链、纽扣、针、裤钩等日用小商品。
“在廿三里摆了一个摊，第一天赚了6元钱。
”冯爱倩对记者说，“一个月后把300元借款还清了。
”
冯爱倩说到的廿三里，位于义乌市东北部，因距离义乌市区、东阳市区、义乌苏溪镇均为23里，故名廿三里镇。
廿三里镇的田地需要大量鸡毛作为肥料，“鸡毛换糖”的生意悄然兴起。
出于恢复当地传统民间商业的考虑，义乌县政府曾于1980年再度颁发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而在1978年底，稠城、廿三里两镇的农民自发在马路两侧摆起了地摊。
冯爱倩在百货公司进货之后就来到廿三里摆摊。
然而，彼时马路市场的合法性尚未达成共识。
记者注意到，冯爱倩讲述当年做生意的情形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逃”。
“逃”着摆摊一段时间后，大胆的冯爱倩与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进行了一次“会面”。
面对谢高华书记，冯爱倩抹着眼泪说了一句话：“书记啊，我们家没饭吃，我要摆摊。
”据冯爱倩回忆，了解了详细情况后的谢高华书记表示：“你先去摆。
”
就是这句话，让大家安心了。
“摆摊的人越来越多。
”冯爱倩说。
1982年8月，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
这成为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一个月后，义乌政府投资9000元设立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地点在湖清门一条臭水沟旁。
图表来源：义乌市统计局
同年底，谢高华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作为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第一批经营户，冯爱倩如今与老伴经营着一间书画廊。
而这30年间，义乌小商品市场历经8次搬迁，11次扩建。
2005年9月，作为第五代小商品城市场业态，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全面建成：长2.5公里，周长6.6公里，拥有2.5万个商位。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于1993年成立，2002年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00.1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0.93亿元。
三、“兴商建市”战略40年未变
在义乌采访的几天中，记者发现，无论是本地商人、外来创业者，还是“洋创客”们，无不感慨义乌的商机和义乌人的生意头脑。
浙江蓝宇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振荣，是在义乌创业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采访一开始，郭振荣就向记者提到一部讲述义乌发展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因为，其中一个场景特别能代表他眼中义乌人的形象。
“国营企业废弃的一车布料被运到义乌后，大家围着这车废布料激动万分，纷纷说着如何变废为宝。
后来，这车废布料变成了一个个拖把，到市场上出售。
”郭振荣说，“这特别像义乌人。
”
正是义乌人对商机的敏锐，吸引了他。
十年前，郭振荣从美国回家乡无锡创业，带着多项材料制备及数码打印应用方面的发明专利。
但是，销路一直未见起色。
2010年左右，他听朋友说义乌有厂房。
因为其专利技术与纺织面料印刷相关，浙江绍兴柯桥一带纺织面料业比较集中，在拿到杭州联创2500万元风投后，郭振荣来到义乌。
那年秋天，他第一次到义乌。
夜里11点多依然车水马龙的场景，使郭振荣感受到了这个小城的活力。
“从夜晚车流量看，2014～2015年，有一个下滑趋势。
这两年又活跃起来了。
”郭振荣说。
像郭振荣这样，根据车流量来判断义乌商机的人不是少数。
已在义乌创业12年的伊朗人哈米说，2003年刚到义乌时，天黑之后找不到出租车，只有三轮车在路上跑。
他非常好奇：这样一个小城，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外国人？几年后，他在义乌注册了第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有实际货物往来的进出口公司——义乌市哈米贸易有限公司。
被义乌的车水马龙所吸引的郭振荣，决定租一间 2000平方米的车间。
郭振荣称为王总的人，是该厂房经营者，当年经营皮革印刷生意，但已经算是夕阳产业。
王总听郭振荣谈了他的数码印刷技术后，立即判断是有前景的行业，因而坚持要入股郭振荣的公司。
“这就是义乌人，对市场趋势把握很准。
”郭振荣说。
生意规模不断扩大，厂房需求增加。
郭振荣向例行走访的佛堂镇工作人员讲述了这些情况。
镇领导评估后，随即给蓝宇安排了用地指标。
2014年拿地，2017年郭振荣就搬进了新厂区，目前一期占地面积平方米。
“政府效率挺高。
”郭振荣对记者说。
高效率，正是确立“兴商建市”近40年来，义乌政府对此战略一以贯之执行的结果。
1984年10月，谢高华在一次区镇乡党委书记会议上首次提出“兴商建县”。
同年12月，谢高华调离义乌，他个人的义乌历程就此结束。
然而，从“兴商建县”到“兴商建市”，义乌在各个层面都未改变。
“兴商建县（市）”，即将市场摆在经济发展的龙头位置，把商贸业作为义乌的主导产业。
义乌大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岳显理解的义乌政府的服务意识就是：“很包容。
不管谁来，都视为服务于义乌产业带。
”
这就如同义乌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客人是条龙，不来就受穷。
”
已经来义乌谋生18年的岳显，摆过地摊，也做过贸易生意。
他如今一开口就是“我们义乌人”。
而被称为电商黑马的大岳科技，于2017年5月入驻义乌陆港电商小镇。
电商企业对于网络宽带各方面有较高要求。
义乌陆港电商小镇建设了3000平方米的数据中心，还为入驻企业提供多IP高速带宽保障。
“这对电商企业太重要了，我们要及时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
”岳显说。
作为浙江省的重点工程，义乌陆港电商小镇设立在义乌市城西街道，由国际陆港集团投资建设，估算总投资80.8亿元。
小镇一期于2016年12月25日开园运营。
陆港电商小镇，只是义乌在电子商务时代“电商换市”战略的一个缩影。
从兴商建县到电商换市，万变不离一个“商”字，这就是义乌。
在接受采访时，一口一个“咱们义乌”的哈米说，不仅每次记者采访都会问他当初为什么选择义乌，就连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很困惑。
因为，他出生长大在德黑兰，在东京和北京工作过，但最后在义乌落脚。
哈米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机会。
”
四、小城人口结构之变
大岳科技的规模在电商界还不算大，但就因此，听着祖籍河南的岳显在义乌陆港电商小镇宽敞的办公室里聊着跨境电商、智能共享仓储等话题，特别有一种“世界是平的”的感慨。
义乌常住人口结构变化，也从一个角度诠释了什么是“没有围墙”的城市。
义乌政府网站城市概况一栏介绍称，几十年来，义乌本地居民的人口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外来人口却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义乌目前常住人口超过200万，其中户籍人口80万左右，常驻外商有1.3万，外来人口超过140万人。
马来西亚籍华裔郭集福在义乌15年，见证了义乌“从没有高楼大厦到一步一步都市化”的历程。
2000年，郭集福在马来西亚经营一家书局，销售图书、文具、运动器材等文体用品。
那年，他跟朋友来了一趟义乌，本来只是想走走、看看，却在小商品城不知不觉采购了一个货柜的商品。
这批货物在他马来西亚的书局上架后，很快就售罄。
此后，郭集福每年到义乌六七次，每次采购六七十万元商品。
4年后，郭集福和哥哥一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租下80平方米的商铺，做起进出口生意。
郭集福开始试水天然水晶生意，后来直接从货源地巴西采购水晶洞。
生意越做越大，郭集福的重心渐渐从生意转向公益。
从2014年9月开始，郭集福受聘成为“建设美丽义乌促进会”副会长。
他还被选为义亭镇副河长，每个月检查河道污水排放情况。
“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检查，禁止污水排入河道。
”郭集福对记者说道。
如今，一年之中只有15天在马来西亚的郭集福，在义乌成立了旭日公益俱乐部。
哈米在义乌正式创业比郭集福约晚两年。
目前，哈米的贸易公司已经在迪拜、巴黎、德黑兰都开设了分公司。
哈米的太太是北京人，两人在东京相识，现在一起常住义乌。
哈米深切感受到义乌政府各项改革的推进力度。
十几年前在义乌注册公司时，哈米在金华、杭州、北京等地往返奔波、盖章，马不停蹄跑了8个月终于办下来了。
“现在大概10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
”哈米操持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对记者讲述着义乌的变化。
哈米很自豪地说，已经有23家公司委托哈米帮忙在义乌办理注册业务。
其中，也有在广州开公司的朋友，委托哈米将公司迁到义乌。
外来人口多、外商多，义乌就是这样不断磨合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城市。
“这就是破茧成蝶。
”哈米说。
五、16项国家级改革试点落地
有句话说，义乌是吃改革饭长大的。
在义乌改革办工作了三年，徐博已经能把义乌十多年来的改革政策娓娓道来。
他介绍称，有几项对义乌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一是，2006年强县扩权。
2006年11月底，浙江省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
“涉及经济、社会、管理权限1102项。
”徐博说。
二是，2011年落地义乌的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这项试点的一个重大进展，是专门针对义乌小商品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确立。
一个集装箱就是一个小超市，意味着在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各专业市场和专业街采购出口商品，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采购地办理出口通关手续。
徐博说，这对义乌释放了极大的改革红利。
据义乌改革办的最新统计，目前在义乌开展的国家级改革试点已达16项。
很多人问，电商发展之后，义乌是否有紧迫感？在接受采访时，徐博自己抛出了这个问题。
义乌的答案是：一直在转型、发展。
徐博称，义乌现在着力进口与出口、国内与国外、线上与线下联动。
作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县域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统计试点，也在不断深化。
与此同时，义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也已获批。
在新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22个城市中，义乌是唯一的县级市。
一份《关于义乌市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及政策修订说明的汇报》资料中称，义乌电子商务发展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电商企业规模小，缺少大企业大平台；电商企业规范化程度不够，纳税额偏少；电商企业办公、仓储用地紧张等。
义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在政策层面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化解。
徐博曾经有一次连续加班11天，每天晚上都是10点多到家。
“义乌的公务员很忙。
”徐博笑着说。
在忙碌中，义乌有着更大的期待。
在政策方面，义乌接下来有几个目标，其中之一是，规划建设义乌国际贸易综合试验区，实现由试点到试验区的提升。
六、往返满载的义新欧班列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现在名为进口商品馆。
在一层大厅，有进口食品保健品、进口服装、进口饰品工艺品、非洲产品销售中心等商铺。
2013年，徐正国的大进百货有限公司进驻义乌国际商贸城进口商品馆。
因常年专注经营捷克进口水晶玻璃，他的店铺目前被授牌为“捷克馆”。
徐正国是浙江台州人。
1990年从台州百货公司辞职创业。
“台州路桥曾经是小商品市场，当年义乌很多人到路桥采购小商品。
”徐正国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忆着往事。
在台州经营8年后，徐正国发现越来越多的台州人开始到义乌去做生意。
他们夫妇也于1998年在义乌篁园新村设立了分公司，售卖日本、泰国的进口玻璃制品。
虽然至今仍念叨着“离不开”台州海鲜，他还是在开设分公司4年后，将公司总部迁到了义乌。
2010年，徐正国做起了捷克水晶玻璃进口生意。
位于捷克北部的利贝雷茨市的诺维博尔小镇，是捷克水晶玻璃制品的传统产地。
徐正国进口的水晶玻璃就来自这个小镇。
2017年，他从捷克采购了20个货柜商品。
“义乌缺乏资源、土地，但义乌政府的思维是放水养鱼。
”徐正国说，“在公司初创期，政策扶持很关键，后来的业务是水到渠成。
”
徐正国的进口生意，也体现着义乌贸易从出口型向出口进口联动转型的大背景。
图为义乌国际商贸城
虽然，在徐正国看来义乌的进口市场仍在培育之中，但包括2017年7月发车的布拉格-义乌班列在内的中欧班列开通，无疑成为义乌生意的新起点。
这为义乌进出口商都提供了更多选择。
自2014年11月18日首列运行以来，义新欧先后开通至中亚、西班牙、伊朗、阿富汗、俄罗斯、拉脱维亚、白俄罗斯、英国、布拉格等9条线路，成为线路最多的中欧班列。
义新欧又以公里的里程，成为运行线路最长的中欧班列。
最让王建明称道的，一是义新欧的货满率。
“尤其是俄罗斯与中亚两条线，刚性需求大，已经实现赢利。
”
义乌陆港口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义新欧班列实现100%往返满载运输。
二是，义新欧是唯一由民营企业运营的中欧班列。
“机制很灵活，决策快。
业务忙的时候，负责人把行李箱放在办公室，随时可以飞。
”王建明说。
“五个一”建设是义乌目前规划的重点：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世界小商品之都；国际陆港；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义新欧”中欧班列。
这个内陆县级市正努力打通各条通道，扩围生意版图。
在王建明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建设好口岸，其他的就是企业的事了。
“我们也分得清楚，哪些走铁路，哪些走海运。
”
去年1月18日，首趟从中国义乌开往英国的中欧班列抵达伦敦的巴尔金火车站。
“英国人很吃惊。
他们说，蒸汽机是英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却把火车开进了伦敦。
”王建明说到这里，仍是掩饰不住的欣喜。
本文作者杨志，第一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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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司机不会开车”是偏见还是事实
本文摘自知乎，原问题为“女司机不会开车是偏见还是事实？” ，作者：chenqin。
首先，对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河事故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在这起事故中，网民们的反应出现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一开始对女司机的咒骂，到后来对女司机集体道歉。
其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女司机开车到底怎么样？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
目前的数据是怎么算的呢？
比如在这篇最近很火的文章中《女司机真的等于“马路杀手”？我们分析了三个城市的数据找到了答案》，作者使用了男性和女性引起的事故数除以分性别驾驶员人数，得到了这张图：
从这张图看来，男司机的事故率是女司机的很多倍对吧？但这样的计算实际上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登记的司机不等于开车的司机。
类似地，当我们使用分性别车险费率之类的变量来度量男司机和女司机的事故率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女司机的保险费率低时，并不知道保险公司是因为女司机不开车才给了低费率，还是因为女司机开车不容易出事才给的低费率。
问题的关键是缺少一个“风险暴露程度”，也就是暴露于风险的窗口大小。
对于交通事故来说，常见的“风险暴露”主要包括里程和驾车时间。
一、驾车里程
例如在 涂子：“女司机不会开”是偏见还是事实？ 提到的网址中，可以看到将里程考虑在内的统计数据：
上表一样显示了女性驾驶员的死亡事故数少于男性。
二、驾车时间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了另一个暴露率——驾驶时间。
方式是通过电话随机访谈过去一个工作日的通勤驾驶时间和事故数量，得到下表：
从这张表中能看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女司机的单位时间事故率也要低于男性司机。
上面的两个研究结果显示，开车同样长的里程，同样久的时间，女性事故率都是要低于男性的。
但问题是否解决了呢？还没有。
因为，即使开同样的里程，同样的时间，凌晨四点驶过街头的半挂重卡，和晚上八点堵在三环上的小轿车，风险暴露的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在前一种场景下，坐在车里的几乎肯定是男性司机。
而上面的一些分析，最多也只是区分了行人、摩托车和轿车，但我们都知道，车和车之间的差别，大概比轿车和行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怎么办呢？我最近恰好在使用法律文书数据做一点研究，从2014年1月到2018年10月，一共有105万份和交通事故有关的法律文书时间，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一起事故，举一个例子：
在上面的裁判文书中有下列字句：
2014年3月15日9时15分，汪杰步驾驶粤THN9号小型轿车沿沙古公路由古镇往裕祥村方向行驶，驶至中山市沙古公路横栏镇裕祥红绿灯处时，与从古镇往裕祥村方向行驶由郭巨林驾驶的粤TFR0号二轮摩托车（搭乘植钊洋）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车辆损坏及郭巨林、植钊洋受伤。
在这一份法律文书中，就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比如时间、地点，双方车型，谁开的什么车，事故造成了什么结果，是否有人受伤，是否有人死亡。
然后在文书中也可以看到原告、被告的性别、出生年月日。
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控制更多的变量。
例如事故时间：
上图显示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和事故中出现死亡的概率，可以看到，死亡率最高的时间出现在凌晨的1到4点，大约每四个事故就有一个事故出现死亡（与半夜运货的重卡有关）。
而早晨8点是事故死亡率最低的时间。
例如车型：
被告开的是小轿车时，事故中出现死亡的概率最低，而被告若是开重型货车，那么事故的死亡率飙升至20%。
我们还能识别出的变量包括是否在高速上出事、是否酒后驾驶、是否在市区内驾驶（通过事故地点经纬度来判断）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驾驶事故的场景差异给大大控制住了。
除了以上这些变量以外，使用法律文书数据还能把前面最难控制的风险暴露窗口大小给去掉。
假设所有的驾驶风险是Φ，出现死亡的概率是 P(d)，那么要计算谁驾车更容易造成死亡，我们应该计算的是P(d|Φ)，也就是在给定风险暴露下出现死亡事故的概率。
但问题是，人们很难去计算Φ，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计算出可比的风险暴露环境来，那自然也无法计算P(d|Φ)了。
而通过法律文书的计算，我们则不需要去计算这个Φ，而是去考虑另一个场景——事故已经发生了，而且至少有一人在事故中受伤或者死亡，设他等于ξ。
相对于前面那个难以度量的广义的风险暴露程度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容易控制风险暴露程度的场景ξ。
现在去计算P(d|ξ)。
用文字来说，我们前面的计算做了一些什么事？
直接比较事故率的话，必然要用事故数量除以一个分母。
而我们不知道分母是什么，往往会陷入女性和男性到底谁开了什么车是倒车时出事还是跑长途出事这种没完没了的讨论，而两个“车型、事故发生时间、事故位置都一样，至少有一人受伤或者死亡（排除剐蹭等轻微事故）”的事故所造成的风险暴露，至少是可控的，也就是分母变得一样了。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风险暴露下，计算至少有一人死亡的概率。
举一个例子，“早高峰时间8点到10点，双方都是小轿车，事故发生在距离市中心五公里以内，未酒后驾车，事故造成至少一人受伤或死亡”的场景下，如果被告是驾驶员，那么驾驶员的性别和事故造成死亡的概率之间有什么关系？
再看一个例子，“凌晨3点，双方都是小轿车，事故发生在距离市中心五公里以外，未酒后驾车，事故造成至少一人受伤或死亡”，那么上图变成：
可以看到，在严格控制了风险暴露程度之后，女性司机驾车造成死亡的风险都要比男性低一些。
在越容易发生事故的场景，男司机造成死亡的概率超过女司机的程度也越大。
如果我们把这些变量都一股脑儿控制掉的话，那么女性司机驾车造成死亡的概率要比男性低1.4%，系数在0.1%水平上显著。
那么，怎么样直观地去理解这个1.4%呢？
我们发现，在前面计算出1.4%差异的的计算中，若是被告都属于酒后驾车，那么男司机和女司机的事故死亡率差异就立刻消失，在统计上不再显著了。
我们再看第三个场景，事故时间出现在晚上20到23:59分，双方都开小轿车，被告酒后驾车，事故发生地点在市区：
女司机16.67%，男司机16.78%，双方半斤八两了。
所以说，男司机和女司机有什么可吵的呢？撑破天了也就1.4%的差异。
你以为男女司机的差异很大吗？
十倍的男女司机差异，才能抵得上一杯酒。
本文来自知乎问题：“'女司机不会开车'是偏见还是事实？”，作者：chenqin。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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