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干到石狮大吧多少钱,余干到石狮有多少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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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途大巴多少钱一辆
按照品牌、座位数决定大巴车的价格，20多万--
120万，最高200多万。按列车种类不同，客运站办理下述技术作业：(1)始发、终到列车。包括列车接发、机车摘挂、列车技术检查、车底取送、个别客车甩挂以及餐车整备等。(2)通过列车。包括列车接发、机车换挂或整备、列车技术检查、客车上水。个别情况下还办理个别客车甩挂，变更列车运行方向，办理餐车供应及上燃料等作业。(3)市郊(通勤)列车。包括列车接发、机车摘挂、列车技术检查及车底取送等。扩展资料特区内的公共大巴线路，由市主管部门以授权书形式直接授予专营企业线路专营权，但市政府决定授予特定线路专营权的除外。线路专营授权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一）线路专营权的授予；（二）在专营线路上从事公共大巴业务的服务指标、高峰期处理措施及技术改进等具体要求；（三）线路专营权撤销的条件和程序。从事专营业务的企业在专营权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后撤销该相应线路的专营权：（一）将专营线路承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经营；（二）转让或变相转让线路专营权；（三）专营线路的经营服务不符合授权书的要求，经市主管部门一年内给予二次警告处罚，仍未改正的；（四）经营管理混乱，经采取处分管理责任人员等整改措施仍不能恢复正常经营管理的；（五）拒绝接受市主管部门按照本规定进行的管理监督。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大巴
二、请爱我2018
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作者：戴老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8年，戊戌年，炎暑，炽盛，焦灼，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咋办？
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
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一脸高深莫测，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不能建厕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郑今年68岁，花白短发，满脸皱纹，眼珠子骨碌着精明。
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
在当地，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脑门正中有颗红痣，对此老郑评价道：“人家长得像观音，挣钱挣老鼻子了。
”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听说他摔伤了腿，就约了朋友去看他。
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那头很嘈杂，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唱词”，让我们到了稍等。
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像个建筑工人。
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但走路还是有点跛。
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
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实用易经预测方法》，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建筑风水大全》，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
诺大的房子，家具虽然不少，却总感觉冷清。
去年初春的时候，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家里瞬间没了生气，老郑的一对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儿远嫁新疆，偶尔寄点儿生活费；儿子在北京打拼，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
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
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他脖子通红，话开始多了。
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
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妇脸色难看，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带坏孙子，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
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老郑彻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其实传自祖上。
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即便在“破四旧”轰轰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给修宅、上梁、迁坟出主意。
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八”。
不过，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现在都快成累赘了，我要是也活到90岁，可怎么办哩？”
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
2016年，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万，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支吾了半天，老郑只好咬牙，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
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现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
儿媳妇是外省独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
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养老钱没剩多少了，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基本上所剩无几。
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我感觉到一阵恍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
村里年轻姑娘少，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车祸、工地、重病等，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
对此老郑先是摇头，又叹口气，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我们干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就起身告辞。
老郑挣扎着坐起来，让我跟他去里屋。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抽出一张，平铺在炕上，写了一张道符，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递给我，让我放到办公室里，能旺财运。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再三道谢。
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炕头的小桌上，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要给我打钱。
我正想挂掉，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个月死了。
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几秒钟。
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跟我认识五六年，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他总说那时借款，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
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没遭什么罪。
”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陕西人，40多岁，胡子拉碴，黝黑健壮。
他个头只有一米六，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盘，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宛如一个将军。
2012年，我去鄂尔多斯调研，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司机就是高群先。
我们吃过晚饭出发，本打算午夜前赶到，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
老高紧张地说：截道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两脚，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说这是搭车的，不懂规矩。
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老高说都是塑料件，几个人看过货后，估计觉得不好销赃，就说给钱吧。
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没经过事儿，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
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那叫爆胎器，硬闯根本不行。
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现场报警没啥用，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
2013年，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
老高跑的专线，走宁洛和连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
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
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便找我吃饭。
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
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车头有他两个高，每月还5000多，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
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中国有三千万名，他们跟老高一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国道、省道上，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
2015年8月份，我当时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开会，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权当散心。
那一路上，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
当时天气炎热，驻车休息时，车里温度足足有35°，只有个小电扇能用。
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6000多的驻车空调，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来，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
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
到了今年，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
从那时起，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
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挣得也是辛苦钱。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
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
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
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
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几个月前，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改跑绿通。
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
由于货物保鲜期短，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货源虽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
在跑一次长达1400公里的绿通时，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扔下了老婆和儿子。
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
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说要还我空调的钱。
我婉拒了她，并打算去陕西看望。
后来犹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机票，折算成现金，凑了个整数，给她打了过去。
在打钱的时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开他朋友圈，里面最近的一条是2015年，他转发了一段阅兵的视频，配了四个字，“祖国给力”。
后面跟着一个代表强壮的表情，那是一条结实的臂膀。
03
江苏昆山老板钱庆林，几个月前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劝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不要来自己公司接班。
老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公司位于制造业工厂林立的苏州昆山，主要搞第三方检测，简单说就是买一堆设备和仪器，拿到资质后，给别人的产品出具检测报告。
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本打算进自家公司上班，老钱却死活都不同意，并打电话给我，托我游说，最好帮他儿子找份陆家嘴的实习。
我跟老钱认识有三四年了。
当年我被领导派去研究检测行业，一头雾水，朋友帮我介绍了干了十几年检测的老钱。
我去他公司拜访过几次，在他的热心帮忙下，才逐渐搞清了行业里的那些门道。
因此接到老钱电话后，我义不容辞，很快帮他儿子找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实习。
半个月后他送孩子来上海报道，顺便请我吃饭。
席间才知道，刚在英国读完本科的小钱，颇具实业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发展壮大，未来要整成上市公司。
看到儿子一脸雄心壮志，老钱一脸苦笑。
我疑惑道，多少民营老板都在头疼孩子不愿接班，怎么到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老钱问我多久没跟踪过检测行业了，我说最近没怎么看，不过那几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他说屁，他们大公司还能硬撑，我们小公司都快死光了。
根据他的说法，从16年开始，检测生意就愈发难做，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越来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经没钱来添新设备了。
老钱在2003年从体制内辞职单干，主要做贸易保障品检测。
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业务多到忙不过来，利润率有30%之多。
后来竞争加剧，挣的钱越来越少。
2013年，国家放开了几个之前封闭的领域给民企，老钱一咬牙，招兵买马大举投入，员工扩充到了近百号人。
检测这个行业很耗钱，通常需要先租场地，然后高规格装修，再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招聘相应的人员，才能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实验室。
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向主管单位申请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批下来之后，才能做业务。
整个过程没有2年根本下不来，中间的资金压力巨大。
就这样，老钱陷入了“借钱—买设备—赚钱—还贷—再借钱—再买设备”的怪圈，民营的检测行业竞争激烈，你不投入买更新更先进的检测设备，单子可能就被别人抢去，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锅卖铁。
经常一年下来，账上利润五百多万，买设备花了一千万，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银行五百万。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会儿，深圳一家检测公司过来洽谈并购，开价8000万，全部是现金，老钱犹豫了一个周，最终拒绝了被并购的提议。
后来他跟我说，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当了十几年老板，被收购就变成一个分公司总经理，他接受不了。
当然，没过两年，他就对此懊悔不已。
老钱在席间给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润只有不到100万，而职工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2倍，厂房租金是5倍，设备折旧是4倍，上缴税费是3倍，银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业的净利润多太多。
算完后，老钱飚了一句国骂，在旁边看他演算的小钱，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无力再投入。
但坏消息并没结束，几天前，离昆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苏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缴了十年的社保，引发了苏锡常中小企业的恐慌，老钱公司的社保也不怎么规范，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万。
这么多年下来，老钱已经拼光了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
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盘，他准备逐步卖掉设备，还掉贷款，关门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钱开始回忆起体制内的日子。
中国的检测行业，超过50%的市场属于国资检测机构，那些利润丰厚的政府强制性检测单子，大都在它们手里。
老张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国有检测单位的骨干。
如果他没有离职，恐怕现在已经是单位领导了，身价未必比现在少。
唯一值得庆幸的时，从2009年开始，依靠苏州新区的政策，老钱陆续用公司的名义买了几十套房子，给核心员工当宿舍。
如今，附近的房价已经比2009年涨了六七倍，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钱的资产。
“何苦要来做实业呢？”他问自己，也坚定了不让孩子接班的想法。
两个月后，小钱实习结束，过来找我吃饭。
从他亢奋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这个95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目标，已经从实业届巨子，变成了华尔街之狼，实业已与他无缘。
04
身家十位数的沪上大佬张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气相当旺，因为跟太太讨论孩子移民问题时吵了起来，他一气之下把远在美国的夫人给拉黑了。
张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业内之所以称他为“教授”，只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浑身一股书卷气，但他真实身份是证券投资领域的大腕，毕生只会两件事情：赚钱和读书。
他在东郊有两栋别墅，其中一栋改造成了图书馆，越堆越满；另外一栋则住着他的小女友，常换常新。
从财富的角度讲，张教授是这个国家前0.01%的那类人。
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他们通常在开曼或维尔京有离岸公司，在御翠园或汤臣高尔夫有大宅，在苏河湾或翠湖天地有顶豪；他们既热衷于在年轻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在黄浦江边搞神秘兮兮的派对。
移民对他来说，恐怕跟我们去办个户籍证明一样简单。
能不能移民，是一个手续问题，要不要移民，却是个态度问题。
我20岁的那年，收拾行囊来交大面试，在一位同乡攒的局上，我认识了张教授。
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满脑子都是大国崛起和强国逻辑，而张教授却总在关键时刻泼出一盆冷水，瞬间把火浇灭。
最后，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抛出了一个结论：2008年是体制声望的阶段性顶峰，很快就会坠落。
2008年的中国，的确刚经历了一波崛起的狂热：从年初的火炬全球传递，金晶面对臧独分子死命护卫着圣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灾，无数青年去广场上高喊中国万岁；再到李宁在奥运开幕式上腾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针肾上腺素，在我眼里，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么就已到顶峰了呢？
面对我的质疑，张教授没怎么理睬，勉强丢给我一张名片，便匆匆离去。
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个座机号码。
三年后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会上又见到他。
那会儿中国人已经完全没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气儿。
那是李承鹏们的黄金年代，媒体上充斥者对体制的反思和鞭挞，而几个月前的甬温线动车事故，更让全国人民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
这似乎印证了张教授当年的预言。
我这次没有轻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问底，请教他当年为何会做出那样的结论。
他面对我这么一个校友会志愿者，礼貌性地假装记得我（然而并没有），然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人的群体情绪，受限于民族性格和从众效应，总是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段话太过抽象，更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推导的结论，我并没有被说服。
所幸的是，张教授这次记住了我。
2012年我参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业务往来，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时，他眼睛一亮：“怎么是你啊！”这让我在领导面前很得意。
跟他熟络起来后，张教授的形象也逐渐清晰：1992年跟领导下海创业，2000年公司上市，赚了一个亿，转做投资，如今身家十位数。
但他对讨论投资没兴趣，反而喜欢研究一些有趣课题。
比如，当年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指导我去做中国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
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发现了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情绪亢奋到低落的13个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这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也让一窥张教授的框架。
它不仅能洞见历史，好像还能预测未来。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体狂热中，媒体和民间充斥着各种厉害了的论调，他对此一针见血：精英们积极拥抱稳定的新秩序，大众们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所有人都在选择性放弃质疑。
而在未来，这些质疑一定会重新浮现，它们会铺天盖地，它们会变本加厉。
2018年到现在，他的预言又对了。
在张教授眼里，这次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充满焦虑，民营企业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转移资产，悲观的言论被无限传播和放大，乐观的信号却被熟视无睹，网上的声音喧嚣无比，但中国的基本盘却波澜不惊。
而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乐观的人会再一次赢得奖赏。
骨子里，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极度乐观的死多头，这让他在所谓精英圈里显得独特、另类，甚至边缘。
但这次还真有点儿不一样。
太太远在美国陪读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对中国的乐观，但这一次却坚决要求他尽快办理全家的美国身份。
对此张教授表示反对，两人从电话吵到微信，从微信再吵回电话，太太情急之下指责他放不下国内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给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
不过张教授在前几天拉我喝了两瓶茅台后，摇身变成中年颓废男人老张，仍然坚决否认他扎根大陆是因为那些走马换灯的年轻姑娘。
我趁着酒意，一字一顿地问他：这次真的跟以前一样吗？
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犹豫，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问他对这个时代的前途怎么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后发给我一句带着双引号的话：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
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
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我们来说，像贴面的利刃一样冰冷而真实。
底层农民、大货司机、私企老板、资本巨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这个焦灼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
2018年，请对我们好一点。
文章中出场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虎Cares
这么大的太阳，每天上班还要生一堆闷气
谁不需要一个「职场保命利器」
怼天怼地怼到戏精昏过去
穿上这件「职场内心戏系列T恤」
老板想批评你都得三思而后行
三、从厦门马巷坐大巴到石狮多少钱
翔安马巷到石狮做大巴大概22块钱，马巷车站那个三岔路口等有过路车,到石狮!大概30分钟就有一班车
四、京东红太阳
虎嗅原创组作品，头图 视觉中国
作者丨楼台
编辑丨李拓
这不是刘强东第一次喝醉了。
四个月前的4月8日，他在湖南湘潭也醉了一次。
他和姚劲波，林依轮还有步步高王填四个中年男人酒足饭饱之后，勾肩搭背面红耳赤地靠在一起唱 《步步高》(视频)：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道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
封闭的包厢里，灯光昏暗。
姚劲波和林依轮站在中间，高大的林依轮一只手拿着手机看歌词，一只手搂着面色发红、但身体有些僵硬的姚劲波，俩人兴致高昂，但中气不足；
步步高的董事长王填穿着白衬衫凑在林的身旁，由于身材矮小，他踮着脚努力跟着歌声旋律，摇着身体，伸长脖子，扭头侧身查看歌词，同时不断挥舞手臂；刘强东套装黑色的短袖，松松垮垮地将一只胳膊打在姚的肩上，他没有跟着唱，另一只胳膊在空中乱舞，迷乱而沉醉。
即使刘强东没有张嘴，他依然是四人的核心，唱完之后他轮流跟三人击掌，最后拥抱在一起。
四具中年男人肉身相互碰撞的力，并没有催出任何梦想的花，反而生生扭出一种沉重而刺鼻的绝望，弥漫在空气中，在刘强东盯着姚劲波所说的两声“爱你爱你”中达到了窒息般的高潮，像是往人眼耳鼻中强灌酒精。
这首励志的歌被酒气熏得有些绝望。
或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失意而绝望的。
刘强东是有过梦想的，关于财富，关于荣耀，关于改变世界的冒险，他相信歌声中所唱的， 付出总有回报，热血总要燃烧。
2017年，一路高歌猛进的京东快要赶上“掉队”的百度，晋升互联网三巨头之列。
刘强东眼中只有阿里和腾讯，他不是腾讯对抗阿里的棋子，而是与马云、马化腾比肩而立的人物，是马化腾平等的盟友。
甚至在他不在时，京东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腾讯的进攻，虽然张磊透露刘强东也在为流量而感到焦虑。
对于阿里，他始终不断地向媒体强调不久就能超越，虽然时间被逐渐拉长。
在私下流出的视频中，他说得更为直接，“为骗子感到不好意思”。
但是2018年，京东就已“掉队”，股价从一月份最高50美元，跌到了4月的35美元，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里股价跌了30%。
GMV增速进一步放缓，不仅赶超阿里的希望渺茫，GMV 的绝对值也被成立不到三年的拼多多赶超，估值更被TMD全面反超。
要知道，京东创立的时间比TMD中成立最早的美团还早12年。
如今，他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1
中国人相信酒的神力，酒量往往和胆识、勇气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相信这些混杂的英雄气概能浇筑出伟业。
刘强东尤爱喝酒，京东的酒文化亦相当凶猛，白酒如水，胃液翻滚。
以销售为导向的京东起家时，所谓“拼搏”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
那时候的京东，讲究用啤酒的量来喝白酒，还形成用果冻壳代替酒杯的独特传统。
刘强东在京东早期就有句名言：“你连喝酒都干不了，还能干什么呢？”酒是羞涩内向的中国人的润滑剂，它让人百无禁忌，迅速打成一片，京东乐见白天工作上的矛盾，在酒桌上被发泄出来，随着酒气消于无形。
刘强东喜欢在酒桌上指点员工，安排任务，往往在酒酣耳热之时，刺激员工主动请缨，加码任务。
但那多少都是表象，酒桌之上推杯换盏并不是非理性和无序混乱的，恰恰相反，它赤裸裸地展现和强化权力的等级秩序，人员座次、敬酒劝酒、喝多喝少……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提醒、强化参与者的权力关系。
正如米勒·福柯敏锐地观察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
”（《规训与惩罚》）
喝不喝酒和工作能力无关，唯一有关的是“服从”，我要你喝酒你都不喝，你都不听我的，你还能干什么？这是一种确立权力等级秩序最直接的形式。
马克斯·韦伯给过权力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
简而言之，权力本质就是压制异议，贯彻意志的能力。
所以，刘强东的那句“如果连喝酒都不会，那你还能干什么”，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让你喝酒你都不喝，你就是不承认我的权威，这是对权力的挑衅。
酒桌上，喝酒是一种确认权力的仪式：你必须接受规则，自我矮化，从而接受权力的规训和改造，确立在权力格局之中的从属地位。
这是属于刘强东的仪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杯中确认和强化他的权威。
每喝下一杯，也是收获一次服从，也是一次交换，恩威和忠诚的交换，“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
这种以喝酒的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在中国是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在贫穷的地区已经演绎到了荒诞的程度。
2015年8月，四川凉州彝族一位小学生的一篇《饭做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的作文轰动网络，文字悲戚动人，揭开一个无知关注的、被遗弃的世界。
可是当人们进一步审视则发现，悲剧背后是深深的无奈：此地可以说是志愿者的圣地，国家转移支付的扶贫款如潮水涌入，但大量的捐款都被学生父亲挥霍在请客和喝酒之上，而是不是生产积累，舆论从哀其不幸转为怒其不争。
但其实喝酒和宴请是在积累社会资本。
在凉山这种穷乡僻壤，依靠自身的经济积累来抵御生活风险并不现实，必须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在关键时机调动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来渡过难关。
布迪厄曾经说过，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结果，想要获得社会资本，必须要在社交中不断的投入精力予以维护，时间、情感或者其他形式。
在乡村，宴请上的喝酒就是最直接的人情投资和社会资本积累。
这种社会资本积累的方式无论从财富、时间和健康上来讲，都极具杀伤力。
但他们不得不做，而且必须大张旗鼓地宴请，频繁参与酒局 ，形成恶性竞争。
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力。
”所以，他们要想获得等多的社会资本，必须更加频繁地多喝酒。
除此之外，社会资本只会以网络的形式存在，而每一次关系网络的维护，都是在确定关系网络的边界，为了保持已有的社会资本，他们也必须投入。
一旦被排挤，将会成为农村的隐形人。
贺雪峰在《最后一公里村庄》中写道：
“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数村民却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和自卑感，彻底成为村庄中的失败者，甚至自暴自弃，被富人所主导的文化和价值自我论证为失败者。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是所有人认同的，是从最弱势的群体也参与其合法性的构建中来的。
”
同为贫穷地区的苏北宿迁，所谓“麻雀也能喝半斤”，其实不过是多少弱势群体面对权力的压迫、排斥和剥削的失语和自我欺骗罢了。
但刘强东在骨子是认可和渴望权力的。
他分享过儿时看到猪肉的故事：
“看到我们村长屋檐底下挂着的很多猪肉。
那个时候全村村民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村长家里面的猪肉吃不完，所以那个年代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个村长。
做村长并不是想自己吃到猪肉，我在想我做一名村长的时候能不能把所有的猪肉分给村民，让大家都能够吃上猪肉。
”
刘强东尝过权力滥用的苦果，他的太爷爷本有自己的船队，建国之后，由于公私合营，国有化改造，家道中落；文革中，爷爷被受迫害致死，父亲被迫高中辍学，家境一落千丈。
但他从不质疑权力的正当性，他的反应朴素而直接：权力能改变这一切，而改变的方法就是权力归于正确人之手。
他对权力没有怀疑。
在他的心中，最为正确和合适的人便是他自己，这也是他权力世界观的核心。
高中时期，刘强东遇到过一位为人正直的戚老师，他劝刘强东学而优则仕：
“如果好人不去做这个县长，坏人做了县长，县里的老百姓会更苦。
所以他希望这些成绩好的学生，都考上人大，走从政的道路 。
”
他出身农村，亲身体验过基层治理的腐败。
例如，村民为了村长贿选；基层官员光明正大的数着汇款，国家下拨的救济品被公开拍卖等等。
他对基层民众有着天然的同情，所以，他要掌握权力，事情会不一样的。
他从未怀疑过他自己，也不在意其他人的怀疑，这是他朴素的正义感和自我期许。
他对权力的内在认同在人生早期的成长经验中不断的得到肯定。
大学时期创业，以诚待人的刘强东亏得血本无归。
毕业后，在日企打工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管理的重要，宣传材料的数量也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发货量来规定，误差就是错误，减少误差的根本就是精细化的管理——所以，人是需要管的。
个人对权力的渴望和认同和日式的经营效率竞争开始结合起来，构成了京东管理的根本哲学。
刘强东持之以恒的发力点都在运营效率上，所谓倒三角战略（信息、物流和财务系统建设）、啃甘蔗理论和积木战略都是建立在持续改进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之上。
京东的第一个副总裁就是他在这家日企的上司严晓青，虽然有媒体报道这家日本企业——日宝莱福是一家卖磁疗床垫的假货传销公司，而刘强东后来创业也似乎与这家日企公司遭遇严打有关。
复制日企经验带给京东巨大的成功，让他在血腥竞争中胜出。
这也愈发让刘强东陷入自我肯定和迷恋之中。
但是这种日式经营效率竞争是有缺陷的。
迈克·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对比了美日两国企业竞争优势。
他发现日本公司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如全面质量管理、实时存货管理，精益生产、缩短周期等方式，重新推动了生产率边界的扩展，也就是在单位成本下的提供的最大购买价值。
这种流程化的改造，其本质就是经营效率的竞争。
但是，通过单纯的经营效率竞争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极容易的在对手的追赶中丧失，而且由于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通过维持经营效率的持续投入必然增大，然而收益却要逐渐缩小，特别是在整体市场空间逐渐稳定的情况下。
然而，美国公司在模仿日本之后，生产率的差距开始缩小，“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采用上。
新的软件包、掌上电脑、移动通信和因特网是美国公司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并大大推动了生产率边界的扩展。
另外，美国公司接受了供应链管理和外部采购的概念，IT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方便，使效率快速提高。
”
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竞争的优势开始显现，“战略竞争要求有真正的创新。
公司必须拥有新的产品概念、新的服务和开展商业活动的新方法，以把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
在战略竞争的意义上，沿着已有道路的不断提高是不够的 ”。
现在京东同样面临着日式企业相似的困境：竞争者在物流系统上的持续投入，让京东在物流上积累的优势逐渐缩短，而且市场增量已经逐渐稳定，天花板逐渐显现，京东从追赶者，成为被追赶者，它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虽然刘强东无数次尝试改变：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通过游学拉开与企业的距离，让企业获得自主成长的空间，但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开辟新赛道。
而他也从不把“战略交到别人手上”，因为他认为那意味着放弃。
其实，日企经营效率的核心就在于强势领袖用超强的意志不断地向官僚集团施压，一边推动官僚集团前进改善效率，一边不断地打压官僚集团防止其失控，这是东亚政治的变体。
当强势的领袖当真选择离去，权力结构就呈现锁死状态，相互的基本协调都难以做到，组织出现惰性和失控。
2
2007年接受投资之后，在张磊、徐新等资本方的帮助下，刘强东开始摆脱草台班子，职业经理开始入驻，各项制度逐渐建立，京东开始走向正规化。
刘强东开始反反复复的赴美学习，伴随的是不断调整人事——跟着自己打天下的老臣，资方派来的职业经理人，还有亲手培养出来的管培生。
刘强东在不断的调整上层的构建，鞭策管理层奋力向前，保持企业的活力。
这时候的刘强东仍然喜欢喝酒，不过最大的特点便是绕过中间管理层，直接和基层员工在酒桌上互诉衷肠，一醉方休。
在酒桌上，他屏蔽管理层，直接对话快递员，毫无拘谨，畅所欲言。
他表现的是关心和柔软，时常看不得兄弟们受苦。
他会当场要求提升基层员工的福利，要给基层员工装空调，调整员工宿舍人数，给员工上社保，要让兄弟们能在县城买上房子。
虽然做不到有求必应，但多数时候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打破HR的规定，任性地满足兄弟们并不过分的要求，面对兄弟们的鼓掌叫好，刚刚豪情万丈的脸颊上也立马浮现不好意思的娇红。
这可能是刘强东出于直觉的同情使然，但客观效果却让人玩味。
在基层员工眼中，公司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实体已不存在，管理层作为公司的中间甚至成为可疑的压迫者，而只有刘强东一个人是真正的救世主。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小站练兵，清廷腐败严重，军中足饷竟然成为最为奢侈的事情，袁世凯只做一件事，亲手给官兵发银子，不仅边发银子，还要问这是谁的银子，要为谁办事情，官兵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喊出这是袁的银子，为袁世凯效劳才肯罢休。
也正是因此，在袁世凯离开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指挥得动北洋六镇。
刘强东对于中高层员工似乎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感。
甚至在央视的镜头面前，刘强东和中层吃饭时，也没有表现出对底层员工的一样亲和力。
当他得知副总裁杜爽怀孕时，他也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了恭喜，语调阴冷地嘱咐道，“像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请假休息一下。
你们休假也是给其他兄弟们一个机会，不要觉得公司离开了你就不行了”。
这段话在网上引发网友无数种解读。
无论如何，刘强东对于中高层的不信任感是出奇地明显，反贪腐、反山头和反官僚是悬在京东中高层头上的三支达摩克利斯之剑，仿佛是对腐败分子憎恨的代入。
土派和洋派之争也是一场的激烈权力平衡术，还有之后对于管培生的三天热度，高层内部岗位轮换也是“八大军区对调”的味道。
韦伯将权力的合法性分为三类，卡里斯玛式、法理式和传统式。
传统和法律的合法性都是非人格化的合法性，要么来源于历史中漫长形成的传统，要么来源于理性制定的法律，对人都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机制，但是卡里斯玛氏的法律则是人格化的，它不来自于制度或是传统，而来源如神迹般的个人成就。
它是凌驾于传统和法律之上，这意味着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也必须通过越过法律和传统来证明自己之高无上的地位。
恩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这是企业领袖本能地践踏规则的重要原因，即使他们本人就是规则建立的主要推手。
管理层也成为依附在刘强东权威之下，这是一种极其深度的捆绑——朕即天下。
刘强东看到了自己不足， 三番五次去美国学习，希望能弥补缺陷。
《财经》曾写过《刘强东回来了，京东就回来了》，感叹刘强东的回归再造了京东。
但刘强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只是在沉默地注视京东，天下安危仍旧全系于一人。
离开时，刘强东也给高管定下了任务，赛道已经锁死，执行层权力的下发没有实际意义，无非是将一切问题行政化。
将此归结为“职业经理人的懈怠，企业官僚主义杀死创造性”毫无意义。
其实死结就在于刘强东离开时，权力结构本身就是相对平衡的结果，他并不想打破企业的现状，也没有作出相应人事权力的安排，这样的游离无意义。
不独京东如此，万科的真正改变也是在王石真正出局之后才完成。
王石曾经说放权的根本就是以前做90分，容忍其他人做80分，言下之意便是自己高人一等，分身乏术，不得已放权。
结果到了宝万之争时，才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来源于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怠慢大股东华润，低估野蛮人宝能，如果不是董明珠的呼吁惊动决策层，万科早就成了宝能的囊中之物。
但王石之下，郁亮是有存在感的。
王石在游学和爬山时，郁亮一直是一个相对稳定而突出的核心，而且在不紧不慢的谋求向金融地产转型。
这也是万科公司治理合理的价值体现，也是有人愿意在王石进退失据，口不择言之后，依然支持万科管理层的原因所在。
万科在中国公司现代化治理进程中太过珍贵，有识之士愿意守候，冒险发声。
但京东没有所谓的公司治理。
所以，即使在公司出现刘强东涉嫌强奸的性丑闻，身陷舆论风暴的和巨大的司法风险时，才发现原来公司根本没有候选人，根本也不能也无法进行有效切割，只能被刘强东裹挟；在董事会层面，京东居然有“除非刘强东主动回避，否则不得举行董事会”的条款，而刘强东掌握80%以上的投票权，也使得员工、管理层、董事会和股东对他的制约完全形同虚设，公司治理完全被刘强东瘫痪掉了。
面对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京东的股东、投资人和员工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眼睁睁看着百亿市值灰飞烟灭
3
2014年，京东上市前夕，刘强东和柳传志、雷军等人举行闭门会议（也就是股票推介会），他在回答企业最大的风险时谈到：
“企业规模大了最大的风险，我觉得来自创始人。
京东在战略上由我独裁，我们的战略能不能及时到位，或者说战略错误都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风险。
”
但现在看起来，刘强东确实意识到独裁的风险，不过他仍旧认为那是能力问题，他简单地认为风险只是战略上的独裁，而非权力上的垄断。
这种绝对的权力垄断不仅带来体制的僵化和独断，也导致个体的道德堕落和认知失调。
10岁时，身为班长的刘强东曾带领全班同学，去镇政府的公社大院看电灯，他们好奇地讨论什么是电，但也只能远远地望着，心潮澎湃；初中毕业，刘强东负气出走到南京，这次出乡关，终于让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高楼林立，37层的金陵饭店灯火辉煌，当年乡下遥望的灯泡，渺小而可笑；时代的潮流涌动，凭借个人的奋斗，他终于考到了北京人大读书，为了赚钱，他只能在深夜不停地抄信，能陪伴他的只有走廊上的灯；后来，刘强东恰逢其会，进入互联网，赶上了历史的进程，终于站在浪潮之巅。
自此之后，他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成为闪光灯捕捉的主角。
舞台也渐渐变大，在纽交所敲钟，在哈佛的演讲，在媒体面前谈笑风生，面对闪光灯开始逐渐变得习惯，变得放松。
直到2018年9月1日，在明尼苏达， 身穿橙色囚衣的刘强东，一定会对警局的闪光灯印象深刻。
不知道，在警方按下快门，闪光灯亮起时，不知道是否回想10岁遥望过的镇政府门口的那盏灯，是否如此肯定告诉少时的自己，当了村长就真会把猪肉分给大家；是否当了宿迁的县长，就真的能够成为刘“青天”？
还是，对他自己说，从没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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